|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157。中國自宋以後以女子小腳為美，要求女子自幼以布緊纏雙足跟制其發育，使足骨變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腳跟勉強行走，中國文人還用「三寸金」來形容，這種變態、不人道的中華文化在清代傳入台灣。）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人沒有所謂“內地”。
在清領時期的時空裡，台灣是清國透過武力併吞而來的邊疆尾省，因此相對台灣而言，清國大陸本部稱為「內地」，自無不當。然而，站在當今台灣的時空，台灣不在中國統轄之下，因此以台灣主體立場而言，稱中國為「內地」則極為不妥。所以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史觀，看清領時期台灣的「內地化」，應稱之為「中國化」較為適宜。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55。
日本人反而會保留中國古蹟。
日本當局雖然拆廢了台北城的城牆，但留下來東、西、南、北，以及小南等五個城門，以資紀念。可惜這五個城門在國民黨來臨後，僅有北門還留下原貌，其餘四個城門都在經過修理之後，失去原貌，全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式的城門。古蹟遭此變故，亦足發人深省其背後的涵義。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3。
台灣人民勤於“生產各種物資”，殖民者在台灣大賺錢。
1860年代及70年代之間，大批外商湧入台灣，這些洋商帶著商業資本（不是產業資本）到台灣開辦商管或洋行，從事貿易，大稻埕商區因此更加繁榮。北部的洋行主要收購茶葉和樟腦，南部則以砂糖為主。糖、茶、樟腦業三部門的農業，隨著出口外資的增長而加速其產量，進而促進農業的商品生產以及整個台灣社會的商品經濟之發達。總之，清末的台灣經濟，雖然是在英國控制下的半殖民地農業社會，但是透過外商和外貿的衝擊，也促使社會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快速成長。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的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程度，與日本相差無幾。
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唯一貿易順差的地區。當時台灣的進口區，竟然以鴉片一項為最，如果台灣人不感染這項中國舊文化的陋習，無需以毒品為進口大宗，則台灣的貿易成績當更可觀。足見台灣的海洋文化性格，如果能夠擺脫大陸文化的羈絆，真是海闊天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6-167。
由於樟腦、茶葉的拓展，侵犯原住民的生存，必然引起反抗，豪紳因為擁有私人武力，在從事茶園與樟樹的開發時，可以鎮壓原住民，豪紳的私人武力遂常為官方所倚重，官方往往以官職或樟腦開採特權來交換援引私人武力，因而豪紳在開港之後，勢力亦加強大。著名豪紳及其家族，如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為劉銘傳的撫墾幫辦，擁有廣大的茶園租給茶農，而板橋林家在清末日治時期，為全台最有錢的家族；又如霧峰林家的林朝棟，曾幫助劉銘傳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反抗，曾獲得樟腦的專賣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8。
海洋性格的台灣人，與中國陸地國家封閉保守的心態不同，容易接受“新科技”。
台灣何以能夠後來居上？學者許雪姬分析其中因素之一，認為：「因台灣物產豐饒，茶、糖、樟腦的外貿暢旺，且因地處邊陲，來自中央的羈絆較少，地方大員能放手建設事業，再加上台灣是海島，島民之民智者普遍早開於內地，因此不僅未形成改革的阻力，反而是促使現代化的幕後助力。」（詳見許雪姬，《漢大人的最後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於此，我們又再度發現，海洋文化濃厚的台灣，與大陸文化之間的差異。
試以鐵路的興建為例來比較，本來清國的第一條鐵路，出現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個英國商人為了做生意，在紫禁城宣武門外建了一里多的小鐵路，試行火車，然而火車噴火而行的怪狀，引起群眾害怕，結果馬上被拆毀。
第二條鐵路是在1876年（光緒二年）築成的松滬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發起搭客載貨，還是有人認為是妖。不久發生火車撞死行人的事件，輿論大譁，最後總理衙門的盛宜懷只好買下這條鐵路，將鐵軌、火車全部拆毀。這些拆下的鐵軌，大部分被運到台灣，被劉銘傳用來鋪設基隆到新竹間的鐵道。
清國本來的第三條鐵道，是為了運礦而開的唐胥鐵路，1880年（光緒六年）興建，全長18里，施工順利但卻規定不准用機關車，只准用驢馬拉車，洋人給它取了個名字叫「馬車鐵道」。
劉銘傳在台灣開辦鐵路工程，和清國大陸一樣，一開工也遭到民間反對，劉銘傳說服當地紳商，只要南北縱貫鐵路修好，一定可以刺激商業，帶動建設。地 方紳商才答應出錢合資興建，阻礙的力量未久即化解。第一段從大稻程到松山的鐵路完工通車，德國製造的第一個火車頭「騰雲一號」剛出時，圍觀民眾不像大陸人起來反對，而是驚喜萬分，紛紛稱呼火車頭為「黑色妖馬」。民情意外反應的不同，彷彿註定近代化洋務運動成果的興敗。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4-175。
虛性高等國民，管理高水準的台灣公民？其結果可想而知。
之後的日治時代，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前者日治時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後者中國國民黨政權（1949年以後）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詳見本書第24、64問）。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例如：基隆河上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台灣神社變成圓山大飯店；「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這些符號，前後變易，但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標記。
在這樣充滿殖民氣氛的都市裡面，聚集著一群充滿優越感的統治者依附族群（日本時代的日本人自認為一等國民；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所編印的《台北導覽》英文版，也承認這裏的「外省人」被稱為「台灣人」會uncomfortable）。此外，這個都市的本地人，也有不少人係以外來統治者的價值觀作為思維標準，他們講著統治者規定給他們，自以為高尚的「國語」（日本時代是日語，國民黨時代是北京語），居住在這個「去台灣化」的都市，卻享有得天獨厚的國家預算。所以南北失衡，重北輕南的政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7。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前集書評：
台灣史101問──書評（3）
台灣史101問──書評（2）
台灣史101問──書評（1）
延伸閱讀：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
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我讀我見
楊緒東專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