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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紀行-我讀我見(1)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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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
日本小說家。1923年生,大阪市人。大阪外國語學校(大阪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蒙古語科畢業。1959年以『梟の城』(貓頭鷹之城)獲第42屆直木文學獎,確立其在日本文壇上的小說家地位。

司馬的小說多取材于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代表作有『龍馬がゆく』(龍馬風雲錄)、『梟の城』(貓頭鷹之城)、『坂の上の雲』(坂上雲)、等。隨筆紀行類則有『歷史を紀行する』(歷史紀行)、『街道をゆく』(街道步)等系列。他用司馬遼太郎作筆名,意思是遠不及『史記』的作者司馬遷。

前言:
著者為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為生活漫畫家、作者、評論家,他的文章有如平實生活中的甘露,不做作、不刻意描述,運用歷史的元素,反射各種「人物」的寫照,讀他的文章,有如品味平淡無奇的「清湯」,而香味就在平淡中散發。


由相逢而互識,由互識而瞭解而生愛,這是無分種族、國界之異同所極為普遍的過程,然而我於台灣人及日本人之間,卻往往能窺見另一種或可謂心靈感應的經過存在。不用說,這是過去一段歷史淵源有以致之。譬如以我個人經驗言之,我到足二十歲止是一名擁有過日本國籍的台灣人,這與所願與否無關,是生而如此,或「命」中如此,也因此縱有終戰前備嚐來自統治者欺壓的苦楚,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解除之後,特別是年深日久之後,只剩下歷史的傷痕,壘塊早已消失於無形,乃能與多位日本友人建立深厚友誼。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鐘肇政:序——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相逢〞,《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3。

歷史是鏡子,阿九以「去台灣化」為志,茲不知台灣歷史與台灣人民,已經結合成為生命共同元素,阿九的確是台灣人民的公敵。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荷蘭時代則持續了30幾年。由於台灣深具吸引力,渡海而來的漢人逐漸增加。到了荷蘭時代末期,已有漢人五萬人移入的資料。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東北有非漢族的女真族興起,國號〝清〞,準備推翻明朝。

另一方面,在海上,有海商——被稱為海獠——的不法勢力。

他們之所以為非法的存在,乃因明朝是海禁的國家。那法令清楚的規定:「寸板不得下海」。明末海盜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1604~61﹚。

他的兒子,就是被尊為〝國姓爺〞的鄭成功﹙1624~62﹚。母親是平戶武士田川氏之女,他才學與武勇兼備,長大之後為了復興明朝,立下勇猛的戰功。在日本也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會戰』一書而為人知。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17。

1868年亞洲發生一場巨變。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搖身一變成為近代國家。

因為周邊的中國、朝鮮仍然維持所謂儒家傳統的超古代體制,所以這對它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至於近代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國家,乃是將國家的領土,從亞洲式「版圖」概念脫離開來,改以西洋式的領土定義,予以明確定位。但是有關國際法等的法學知識,明治初期政權,則是借重於聘雇的外國人。

比如說琉球,是兩屬﹙清的版圖與日本的版圖﹚之地。

碰巧明治四年﹙1871﹚,琉球國的66名島民漂流到台灣的東南海岸,其中54名被原住民殺了。據說原住民以為是西海岸的漢人。

日本採取了十分乾淨俐落的措施,首先在翌年的明治五年九月,將琉球王國收編為琉球藩,作為國內的一藩。清朝悶不吭聲的,對這件事竟沒提出抗議。

被殺的琉球島民變了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日本派專使赴北京,向清朝抗議。

清朝這邊因而以口頭答辯說:「台灣之蕃民乃化外之民,大清政教未及於彼」。

此後日本一貫以此口實為由,解釋台灣東半部係無主之地。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22。

日本直到太平洋戰爭敗,前後共統治台灣50年。我是日本人或許難免偏袒了日本人,可是,當時沒有多餘財力的日本——儘管我不認同殖民地的存在——曾經盡全力去經營,這點當可以予以肯定。台灣和日本國內同樣設立帝國大學、設置教育機構、興築水利工程,也創設鐵路與郵政之制度。

戰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領土。

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1949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而台灣島至今仍舊是〝台灣省〞的老樣子。

台灣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中,人民勤奮工作,外匯存底與日本並駕齊驅,號稱世界之最,發展成高水準的經濟社會。

像台灣這樣,能從〝流民之國〞發展到今日社會這樣的例子,除了美國之外,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吧!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3–24。

歷史造成台灣人多重性格,唯一不變者為台灣人經過歷史洗禮,成為華人中最能堅持民主、人權、自由的「蠻牛」。

葉盛吉,已故。1923年生於台灣,當了22年的日本人。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1950被處槍決,年僅27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氣、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自己並沒有養乳牛、擠牛乳。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販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已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包含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症狀。

這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是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葉盛吉傳〞,《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7–2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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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19-0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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