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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台灣大國策》新書發表會海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政權加上偽知識份子、再與黑幫，三結合，是中國政權的慣性，KMT如此，CCP更甚。
小幫派政治由於喪失基本的政治倫理，而必然趨向國家權力的黑社會化。利用黑社會力量從賭博、販毒、娼妓等所謂非法行業榨取錢財，以飽私囊，同時，用國家權力為黑社會提供保護—這是當前中共官員的各級小幫派勢力正在作的事情。中共權力的黑社會化已成時代趨勢，不可遏阻。
當前中國的權力腐敗，是由數千萬貪官污吏每日每夜都在萬里河山之間刻寫的黑色史實。我以隻筆尺紙，即便寫至墨干筆禿又豈能表述其罪惡於萬一。不過，相信從以上寥寥數千言中，讀者當能相信，「中共將在腐爛中走向滅亡」此言不虛。死於徹底的腐爛—這種醜陋至極的滅亡方式，或許正是命運對暴政的懲罰。
袁紅冰，2010，“人類大劫難之源自身的危機＂，《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12。
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偽自由知識分子最可鄙之處就在於，他們心底裏總有一種衝動—窺測並抓住一切機會，通過為中共辯護，向暴政獻媚。事實上，在專制權力的貪慾作用之下，中共極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權力交接秩序；對中共只有一個鐵律，即專制權力必須通過險惡萬分的權力鬥爭獲得。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16。
中共政權之外的第三勢力，難於成形，必需以台灣為根據地，結合海內外民主鬥士，方能成為氣候。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中共暴政的前所未遇的政治大危機。「六.四」肇因於中共頑固派同大良知者胡耀邦之間的權力鬥爭。胡耀邦遭整肅，於憤懣中驟然辭世。大良知者之死，點燃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追求正義的良知，「六.四」學運由此橫空出世。中共頑固派擔心再次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失去權力，因此對學運恐懼且復仇恨。趙紫陽的智囊和幕僚則暗中支持學運，試圖借學運之勢，強化趙紫陽的權勢，以便行「新權威主義」，加速推動經濟改革。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22。
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官僚不是靠血戰之功，而是靠數十年獻媚之術，立足於中共官場。長期獻媚，終至奴性刻骨，精神去勢；此兩代中共官員盡成鼠輩之人格承載者。雖說鼠輩心中對權力之如熾貪慾同猛獸人格相比毫不遜色，但其權鬥風格却有鼠輩的特質—猛獸之爭，必戰於天地之間，大野之中；鼠輩之鬥則常在暗洞黑窟之內，陰濕地溝深處。因此之故，江澤民、胡錦濤兩代狗官，權力之鬥總隱匿於宮廷鐵幕之後；他們喜好背後捅刀、笑裏藏刀。不敢正面交鋒的人格，決定了他們不願讓權力鬥爭社會化，並表現為歷史運動。事實上，他們也沒有政治膽魄和政治實力操作權力鬥爭社會化和歷史運動化的進程—政治鼠輩的能力只表現為奔竄於政治黑幕之下。
權力鬥爭的宮廷化必然引發中共內部監控的特務化。當前，中共實施內部監控的特務系統主要有兩個，即國家安全部系統和紀律檢查委員會系統。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231-232。
現在，這批遍歷人生起伏跌宕，飽嘗人間世態炎凉的少年，又以中共「第五代」的名義，準備問鼎暴政最高權力。他們少年時養成的人格將決定未來權力鬥爭的風格和形式，甚至直接影響中共極權的生死存亡。因此之故，未慮事，當先慮人——為準確預言中國政治走向，應當首先審視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徵。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41。
心硬如石，不會被良知感動；血冷如冰，不再相信人有真情—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二個人格特徵。理想主義破滅之後，人的血就會變冷，而且曾經的理想主義越熾烈，越真誠，對人生的絕望便越冰冷；經歷過太多的情感和生活的苦難之後，心就會變硬，而且情感的苦難比生活的苦難更容易讓心石化。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43。
但是，由於中共「第五代」缺少毛澤東那種製造理想主義騙局的能力，中共的權力鬥爭對社會和民眾已經不再可能有強大的理想主義的召喚力，所以，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第五代」接掌中共最高權力之後，惡咒般的權力鬥爭將變成撞響中共暴政喪鐘的木槌，而中共的政治喪鐘的鑄造者，乃是以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為核心的、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
袁紅冰，2010，“來自天譴的惡咒＂，《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47。
唯物，非理性之中共政治形勢，面對天真的台灣人性格，中共之略施懷柔，很快會感動大多數迷糊的台灣人民，馬騜自我感覺良好，成為「火坑」推手。
事實上，中國民眾早已看透中共反腐敗的虛偽本質。儘管每日每時都生活在腐敗權力的沉重陰影下，中國民眾對中共的反腐敗却十分反感。因為，中共的每一次反腐敗都必然伴隨着一大批官員的輪換—權力鬥爭的直接失敗者進入地獄，權力鬥爭的勝利者則接管失敗者的腐敗權力。而中國民眾把原來在職位上的官員稱為「吃飽的野狗」，把新換上來的官員稱為「饑餓的野狗」。顯而易見，吃飽的狗貪腐起來不會達於瘋狂的程度；被饑渴的鞭子抽擊的狗，則會把腐敗權力運用到非理性的極致。
袁紅冰，2010，“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的交互作用＂，《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258-259。
反觀中國海內外民運，不僅人員凋敝，內鬥日熾，而且政治意志軟弱如泥，很少有人敢如「新左派」那樣明確提出推翻當今中共權貴統治的政治呼喚。中國民運儘管以自由民主為社會目標，但是却又由於入骨之奴性，希望同中共暴政和解，要求寬恕中共權貴的反社會罪行，甚至願與中共權貴階層和諧共生。中國民運對當今中共權貴階層的軟弱態度，背叛了中國大部分民眾對中共暴政正義的憤怒和合理的仇恨，也背離了未來中國大變革的基本趨勢。
袁紅冰，2010，“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的交互作用＂，《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269-270。
中共新左派，因仇恨而起，是中共元老派大老的隱憂，中共內鬥因資本崛起，日漸慘烈，新左派必然成為「新興勢力」。
「新左派」的主要能量來自於社會對權貴市場經濟後果的強烈憤怒和仇恨。不過，對於中共極權政治，最可怕之處在於，「新左派」思潮的崛起象徵著中共思想理論的大分裂；「新左派」關於打到當今「資產階級改革派」，即中共權貴階層的號召，意味著中共政治意志的大分裂；「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黨」的成立，標示著中共組織的大分裂，以及中共的黨禁鐵幕被撕裂—更重要的是，中共權力體系內部的各個派系，對於「新左派」給中共造成的潛在危險，均持觀望的態度；每一個派系都不願承擔鎮壓「新左派」的罪名，許多派系甚至企圖利用「新左派」作為權力鬥爭中打擊對手的利器。在中共各掌權派系的首鼠兩端之下，「新左派」則獲得了它原本沒有的政治能量。
袁紅冰，2010，“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的交互作用＂，《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274。
中共統治西藏六十餘年，對藏人實行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自一九八九年起直至今天，屠殺和鎮壓藏人的首犯便是胡錦濤。胡錦濤完全清楚，藏人只要得到伸張正義的機會，他就難以逃避大屠殺罪的追訴。所以，為個人的「政治安全」計，他也要在二零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之後，親自主持解決西藏問題。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標示，就是迫使印度政府驅逐西藏流亡政府—如果外交交涉不能成功，便運用軍事戰爭的方法；相關的外交運作在解決台灣問題之後馬上全面展開，入侵印度的軍事戰爭時間定在二零一六年，中印邊境的領土爭議則是戰爭的理由。
袁紅冰，2010，“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的交互作用＂，《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279-280。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哪個族群像台灣人這樣，一方面前途波詭雲譎，凶險萬端，而另一方面其執政者却刻意把前途描繪成錦綉一片，光明無限。波詭雲譎之處在於，上天都難以確定，中共極權體制將由於權力鬥爭引起的社會矛盾大爆發而如前蘇聯帝國那樣頽然崩潰，還是通過對外擴張，轉移矛盾，造成人類大劫難；凶險萬端之處在於，中共已確定把控制台灣作為全球擴張的第一步，並把時間定在二零一二年底，而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激化，很可能要到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年之間，才會造成中共極權難以承受的重大事變。
更令人感到波詭雲譎、凶險萬端的是，台灣總統馬英九對這一切竟都視而不見，並宣稱只要循他的全面投降中共的路綫走下去，台灣將進入「黃金十年」。無論馬英九如此作為是基於政治白痴的愚蠢，還是出於奸猾政客的背叛，其結果都使台灣的前景更加詭譎難測，凶險莫名。
袁紅冰，2010，“台灣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288-28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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