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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某隱名228遺孀。
台灣「光復」以後，我在希爾頓後面的一間公司做打字員，我曾在那裡看過中國兵仔。我看他們穿草鞋、拿雨鞋，有擔雞、有擔鴨，有擔鼎（鍋子），當時我看了驚一下。我以前看的日本兵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看，那麼有勇氣，結果看到國軍是這樣，我真失望。我回去厝，還問阮老母：「為什麼咱們祖國的兵仔，穿得那樣？」阮老母講：「你不知道他們抗戰怎麼會贏？他們會飛咧！腳綁鉛。」是後來才知道是二粒原子彈，日本才會投降；也是後來才知道，國民黨也是打輸大陸的共產黨，才會來台灣。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84。
自二二八發生到我再嫁，這期間隔了十年。有一次，少我五歲的小弟還在金門做兵時，有一個中尉在追求我。我就對那位中尉講：「我弟弟還在金門做兵，我怎麼嫁給你？」這位中尉講：「沒問題、沒問題，我把他弄回來。」後來，阮小弟也真的自金門回來，但是我也無嫁給這位中尉。這位中尉是個外省人，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阮尪是被外省人打死的，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88。
二二八事件以後，除了同事以外，我真少交外省朋友，不過我不是真要排斥外省人。他們也是無辜的，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兇手。對政治方面，我真的不要「插」，但是到去年以後，有全民電台，我工作的時間都在聽全民電台，以前我聽民進黨的人在講反核，我都會想：「為什麼要反核？」但是現在聽多了，就知道為什麼要反核。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3。
無奈的守寡，又要為下一代的「扶養」負責，受盡風霜，受人欺侮，始終堅強，真是偉大的女性。
彼時要再嫁，是想，我會老，我的查某囝仔若無扶養好，怎麼可以，所以才會再結婚，但是……。我常會跟人家開玩笑的講：「我是踏浪而來的。」我的人生坎坷，受到很多的煎熬。在酒家受人糟蹋，再嫁，又受尪欺侮。浪有高有低，隨時變動，要能踏著浪而來，是很不容易。所以，我感覺我比一般的女孩都要堅強。我感覺我是一個很堅強、很自在的女人。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7。
潘罔，其夫為王添灯。
我是在我15歲那年的9月14日去藝妲間。9月16日阮養母（指藝妲間的負責人）就請先生來教我學南管。從我15歲到17歲兩年期間，我就專心學南管，吃、住都是在間內。彼時，我是算賣給藝妲間做媳婦仔（養女）。在17歲那年，我就領到藝妲牌。彼時，要有藝妲牌才能出去陪酒、唱曲。以前藝妲不能賺人客（被帶出場），只能唱曲、賣藝和陪酒而已。舞女只能陪跳舞。這分好幾種，分得真清楚。
彼時，我住在藝妲間，外面酒樓、酒家宴客，若要藝妲，就會來叫阮去。當時我的藝名叫鳳嬌。我看當時那些來酒樓喝酒的人，都是高尚人，不是下流人。但是我真不願吃這種飯，常常不想出去，就被藝妲間的養母打。彼時，所有我賺的錢都要交給阮養母。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9。
我是去添灯在新店貴德街的文山茶行唱曲、陪酒時熟識添灯的。以前茶行每年年尾都有一個總結算，總結算期間就會有三天的請客，請藝妲去陪酒、唱曲。平時有時茶販仔也會請藝妲去茶行唱曲。我就是這樣去添灯的茶行好幾次以後才熟識添灯的。後來，添灯就對我講，伊要娶我，我就應伊：「好啊！」我當時一直真不想吃藝妲這種飯，所以我就答應要嫁伊。伊當時已經有太太、亦有六個囝仔，我雖然知道要去做伊的細姨（小老婆），但是我想，這是我的命，已經遇到，就認了。彼時，我只是一直想，只要能不吃藝妲這行的飯，什麼都好（此時，潘女士聲音哽咽）。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00。
鐵齒的王添灯身為台灣省參議員，替KMT政府主持公道，又有何罪？
憲兵隊離開以後，阮小姑（王添灯之妹）來對我講：「二嫂，咱們來叫二哥跑；中國字我是不識，但是七十二計，跑為上策，我知道。」，「阮大家」（婆婆，王添灯之母）亦對我講：「阿罔，阿罔，咱們來雇船從後門跑。」阮三人就去勸阮頭家跑，伊應阮講：「我對國家盡忠，對百姓也打拼，要抓我幹什麼？」伊那種日本精神無想到中國和日本的作風是不一樣。日本時代，添灯因為參加文化協會，曾被日本人叫去問話，但是日本人對伊是高等待遇，茶啦！餅啦！不像國民黨一聲就把人捏死。阮添灯要是能讓查某人作主意就好了。伊不跑，「鐵齒」。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05。
雖細姨還有名份，但失去男人的依靠，有名無份，只好咬牙拼生死。
我雖然被逼和添灯離婚，但是我一回來士林以後，我還是有拜添灯的「神主牌」，我常常在伊的神主牌前跟伊講話，我講：「我拜你四、五十年，你到底有回來吃？還是無回來吃？你的冤枉無處講，我的冤枉也無處講，嗚……，你害我今日變成這樣，像是無人的，嗚……。」（談及此，潘女士悲從中來，傷心落淚。）關於我拜添灯的代誌，有人對我講：「阿罔，伊有伊厝的人拜，你幹什麼拜伊？」我講：「你不知道，這間厝是用伊的錢買的，我拜，拜我的心願。」
這四十多年來，我將一切放在心內，一天過一天，今日煩惱明天，明天煩惱後天無米。現在我已經老了，今日你來跟我採訪，我的苦衷終於有處講，我真歡喜（聲音哽咽）。不然，我不時常常自己坐在那裡，對著添灯的神主牌講話：「添灯阿！你和我二人的苦衷，無處可講給人聽。」我這裡的人也無人知道我的苦衷。現在還好是有真多人在講二二八，以前根本就無人敢講。我以前會怨嘆政府跟外省人，我也不跟他們講話，我曾對我的囝仔講：「我給你們自由交男女朋友，但是你們不可交外省人。」我的查甫囝仔應我講：「外省也有好的人。」我講：「對啊！但是好人都被壞人連累到了。」
二二八以後，每一次選舉，我每一個候選人都蓋給他們，一個尪這樣死去，選舉幹什麼？我也未曾對我二個囝仔講起阮頭家的代誌，他們這幾年才知道。二二八以後，我當然會驚，但是驚也無效，目睭金金（眼睜睜地）的看兵仔用槍把整厝內的物件都弄得碎碎，驚也無法度。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13-114。
王鄭阿妹，其夫王貴龍，八堵車站總務。
我對日本投降的代誌，也不太清楚，我是曾在後龍看過兵仔（指國民黨軍隊），他們好像是在演習，但是咱們不去動他們，他們也不會來動咱們，咱們跟那些兵仔也無什麼關係。二二八發生時，我和阮頭家差不多結婚七年，阮的查某囝仔七歲，查甫囝仔六歲。二二八發生時，我聽人講外面真亂，我對阮頭家講，叫伊不要去上班，但是伊講：「咱們又無去動人，無要緊，不會有代誌。」結果伊一去就無回來，我叫伊不要去，伊以為是像日本時代，若無做什麼壞代誌，就不會有代誌，阮頭家想，咱是老實人，又無「插」任何代誌，應該是無要緊，結果伊一去上班就被抓去。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19。
當時鐵路工作人員，只要身制服（黑色）就被認為與228有關，會被胡亂點名抓去槍殺。
阮頭家被抓去以後，無薪水回來要怎麼辦？豬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阮有一點田，灑點稻仔，有的有出穗，有的還未出穗，厝內無得吃，我就用手去弄一些稻仔回來吃，一天弄無多少，弄得我手都破皮流血，再無得吃，就去撿蕃薯，隨豬仔吃，豬仔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平時滾蕃薯給豬仔吃，阮若工作做做回來厝，腹肚餓，就先留一鼎（鍋）蕃薯在灶頭，先提蕃薯去給豬仔吃，豬在吃，阮也在吃那鼎留在灶頭的蕃薯，彼時阮都是撿蕃薯來過頓（過日子）。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21。
阮頭家無回來以後，我曾去把伊「牽亡」，伊講伊二月十九日被抓去以後就馬上被打死，還交代阮二月十九日給伊作忌日，伊講伊這樣死去真不願，放二個囝仔無一個人高（指二個小孩都還小），還講伊也真不願，死時，有一個囝仔還未生好，阮頭家二月出代誌，我六月才生第三個囝仔，結果那個囝仔出世七天以後就無去，我彼時想這個囝仔若真的活了，我也無法度養伊，都無得吃，怎麼養，啊！不會講，日子是真艱苦。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25-126。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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