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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是個歷史古老的府城，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居民流動性很低的城市。台南人很早就發現一個現象：當兩個互相不認識的台南人相遇，他們最多提到第三個人名，就能找到共同認識的親戚或朋友。因此，台南社會像「菜瓜鬚肉豆藤」，很容易拉上關係，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數學家和社會學家把類似這樣的現象整理出「小世界理論」(small world theory)。社群媒體在網際空間蔓延之後，研究學者更努力深入探討「小世界網絡理論」(small world network theory)。
匈牙利作家卡林希 (Frigyes Karinthy)在1929年發表的《鏈》(Chains) 這篇短文裡，他啟發了「小世界」的觀念：任何人最多經由5個人輾轉介紹就能接觸到地球上任何其他一個人。換句話說，任何人可以經過熟人和熟人的熟人如此輾轉最多6次就能接觸到任何被指定的人。用數學語言來說，人類社會在人際網絡的人際間隔最多是6段。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數學教授波爾 (Ithiel de Sola Pool)和IBM的數學家柯欽(Manfred Kochen)，從1950年代初就開始嘗試用數學方法解決這個問題，經過20年還是沒有得到他們自己滿意的結論。
社會心理學家米勒葛蘭(Stanley Milgram)於1967年5月在《現代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期刊發表描述《小世界問題》的論文，他稱自己的方法是一種哈佛的解決方式(A Harvad Approach)，有別於MIT和IBM的嚴密數學建構與論證。他獲得美金$680元的補助，以美國社會進行「小世界理論」實驗。米勒葛蘭分批做兩次實驗，每次任意挑選一些住在中西部的居民，要求他們每個人寄一個包裹給這些人都不認識的一個波士頓的居民，他們只知道這個波士頓人的名字、職業和居住區域，但是沒有地址。寄包裹的人因此必須判斷那一個熟人最可能把這個包裹輾轉寄到那個波士頓人的手上。米勒葛蘭的實驗印證人類社會確實是一種「小世界」型的網絡，而美國社會的平均人際間隔是5.5到6段。
雖然米勒葛蘭的實驗方法的設計備受爭議與挑戰，他的小世界結論卻廣受重視，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已經感覺到世界愈來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1973年柯欽和波爾的學生以理論方式並佐以電腦模擬運算，認為以美國社會的人口數量，在排除社會結構的情況下，人際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應該是3段。米勒葛蘭後來更深入的研究也指向同樣的3段結論。 米勒葛蘭的郵寄實驗，在2003年由其他研究學者改在網際網路上以60,000人送電子郵件給18個目標接件人，結果得到的平均人際間隔是5到7段。另一篇微軟在2007年完成的研究報告，以它的即時傳訊服務(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的使用者網絡做調查，發現此社群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約為6.6段。推特使用者的連接狀況在2010年4月經過專家分析後發現：推特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約為4.67段，幾乎所有使用者置身於人際間隔5段的網絡環境，超過50%置身於4段的環境。臉書的研究團隊也於2011年11月提出報告：在它超過7億2千萬使用者的社群網絡裡，99.91%的使用者是可以互連的，而平均人際間隔是4.74段，若單就美國境內的使用者社群來計算，則平均人際間隔是4.37段。
興起於網際空間的社群網絡基本上是傳統社會人際網絡的延伸，因此「小世界」的性質自然也帶到網際空間。具有大目標、成功的社會運動往往涵蓋許多人數較少、凝聚力強的次目標團體，而這些次目標團體各自傾向獨立運作，他們之間的聯繫則依賴少數較積極、跨團體的成員來溝通，這就是一種小世界型的網絡結構。這樣的社會運動，其大目標不容易被改變，因為每個次目標團體都有獨立性較強的反省、過濾功能。而又因為人際間隔較小，所以運動的通訊、聯絡及動員較有效率，這種效率又藉由網際空間的社群網絡而展現驚人的成果。1999年WTO在美國西雅圖部長級會議開會期間遭遇強勁的抗議阻撓，就是來自全球的反對團體所形成的小世界網絡，發揮了高度運動效率的結果。2011年茉莉花革命和埃及革命透過社群媒體所造成的動員能量，更讓人不得不正視「小世界網絡理論」在革命運動的應用。
source: 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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