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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2)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8-02-18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國民黨執政就像現在阿九執政一般,開始搞小動作,要全民監控台灣建國活動,聽說是國共會談的原則。

要獨自一人踏上旅途,老實說心中不免多少有些不安,但18歲的我,對未來卻又是充滿著好奇。尤其一想到即將要踏上的日本不知道是個怎樣的地方,不知不覺中不安感又沖淡了不少。

我所搭乘的DC6飛機一次大概可搭載50名乘客,那天只有我一人年輕女性。當我正好奇地想拉起窗上的遮陽板時,立刻被空服人員制止,我這才知道,原來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戒嚴令中,其中一條竟還包括在未出台灣領空之前,民眾是不可任意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0。

阿九執政開始復辟,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

記得在進入大學就讀後,有次為了想買一本字典走進一家小書店。令我訝異的是,在整個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擺放的竟是兒童圖書。其中有翻譯自國外的,也有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還有古老的故事繪本,種類之多,是我在台灣所未曾見到過的。

信手翻開架上其中一本繪本,裡面的內容再度令我感到驚訝。那是取材自《伊索寓言》中「螞蟻與蟋蟀」的故事,但它的結局發展卻完全不同,讓人耳目一新。

「在被暖爐的火烘得暖和和的屋子裡,餐桌上擺滿了豐盛可口的食物。勤勞的螞蟻媽媽倚在門口,用溫柔的口吻,微笑地對著整個夏天耽於玩耍的蟋蟀說:『請進來我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

這和原本的《伊索寓言》的結尾完全不同,原本的結尾是螞蟻媽媽對蟋蟀說:「誰教你夏天時不好好地為冬天打算?如果你想過,現在就不用受苦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45。

由於ICU是在1953年4月,由日本及北美基督教界的領導人所創立的超教派基督教大學,同時也是日本第一所四年制教養學院大學-我是第四屆學生-所以那次的入學典禮,包括我們新入學的學年在內,總算才湊齊一到四年級;一學年只收150人,在廣大的校園裡,全校學生才600人,研究所學生人數更少,只有幾個而已,為日本少見的少人數制學校。

入學典禮上宣讀〈世界人權宣言〉前文的宣誓儀式,乃是由堅信和平及人權為重建日本的基礎、我們的第一代校長-湯淺八郎先生所發起的。

湯淺校長對我相當照顧,不只是在大學時代,甚至到了婚後,很多事還真多虧有他的幫忙。譬如,當我和外子兩人因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時,他每次到台灣,必定會為我們跑趟台中,見見我們雙方父母;還有在某一次事件中,外子遭日本警方拘留,出面寫陳情書、當保證人的,也是湯淺校長。

身為京都民藝協會會員的湯淺校長,亦十分熱愛台灣民間藝術,經常前往台灣做民藝之旅。如今在ICU的湯淺紀念館內,陳列有蒐集自台灣的各種民間藝品,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寫著:「置身從北到南充滿民藝之美的王國,令人感動」等字樣,而這些收藏品包括;原住民的木雕、編織的衣物、雜器、身上的裝飾品,甚至還有聽說是攜自中國的陶瓷器。

湯淺校長從台灣返日後,亦曾將台灣的所見所聞在大學中暢談,甚至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

「如今不論國內也好、國際也罷,有關台灣問題的探討甚囂塵上。但我認為,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應該是聽聽生在台灣、住在台灣,將近1,300萬名(當時)的台灣本島人民心聲,他們的態度、主張才是真正的答案.....。」就因為這樣的談話,遭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否和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有所接觸,因此之後便拒發入國簽證給湯淺校長。為此我們感到相當抱歉,欲向湯淺校長致歉時,他卻說:「不!那是因為我的話礙著了某些人。不過,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我就一定要說,就算此後進不了台灣也沒關係!」校長胸懷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47-48。

台灣人無法做台灣人本身,阿扁執政多數人要做台灣人,現在阿九執政卻要全體台灣人當中國人,中國黨的統治者不理會民意,做中國一統的夢。

1945年,日本因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在台約有45萬的日本人必須撤離,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內,由於東西很多無法全數帶回,所以有些日本人便在路邊將他帶不走的東西一字擺開來賣。那時年紀尚小,並不太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看見我的好友也在其中,不知怎地,一股捨不得的感覺就湧上心頭,頓時覺得難過起來。

就這樣,學校一直處於停課狀態,直到三年級結束時,才再度開課。

日本人走後,換來中國的國民黨接手統治,清朝時期祖父輩在書房學習以台語背誦的《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始傳授。但是過了不久,改成以北京話發音。

在學校,老師告訴我們,從今以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廣大的錦繡山河,還教我們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我們根本不知歌詞是什麼意思,只能照著老師所教的,跟著拼命地唱。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59。

對於那個年代以上不懂得中文的人來說,日常生活使用日語到底還是習慣些。在台灣屬於那個年代的著名作家,如陳千武先生、鍾肇政先生等,在戰後的創作突然得用中文表現,對他們而言還真是吃足了苦頭。

回想當日本人統治台灣時,禁止人使用台語;中國人來了之後,台語還是被禁。至於說日語,那就更不行了!因為對中國軍隊而言,日本可是敵國啊!

不只在學校被禁止講日語,就連走在路上,要是被中國人聽到用日語交談,被駡得狗血淋頭的事更是時有耳聞。「為什麼講日語?你們是賣國賊啊?!」對那些只會說日語的世代來說,那一段歲月真可謂苦不堪言。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0。

「妳也唱些台灣的歌讓我們聽聽嘛!」直到被人這麼一問時,我才發現什麼是台灣的歌,我竟然不知道。雖說從小上教會的關係,會唱台語的聖歌,但會的也僅止於此而已。平常在學校或公共場所,由於大家不說台語,自然也是不唱台語歌曲的。感覺上,台語歌只有在如夜間酒店,或是風月場所那一類的地方才聽得到。久而久之,民眾們就自然被洗腦,認為台灣歌曲是低俗不入流的。

那時班上也有來自香港的同學,邀我一起和他們唱中國歌曲。「大家同是中國人,那就一起唱中國的歌吧!」想想說得也是,確實我也會說中國話。結果就在這樣的想法下,便和他們唱起中國歌曲。

不過和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稍加相處過後,就可感覺到雖同是來自香港,但他們之中會因自己出生背景的不同,而對自身的身份抱持著不同的認知。對於那些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的人而言,他們會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而從中國本土逃至香港的人,則有強烈的「我是中國人」的意識。

那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什麼會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如今回頭看,當然己經很明確地知道我和那些香港來的人是不同的,我是台灣人。只是在當時,對於自己的身分尚未能有明確的意識與分辨。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18歲負笈日本”《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64-65。

能與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相同的人結婚,會比較幸福,而施某的夫人陳X珠則是例外。

由於母親擔心我一個人留在日本,所以在臨回台灣前就對世楷說:「以後千惠就麻煩你照顧了。」得到了長輩的許可,母親回台灣以後,世楷便經常來找我。我和他常散步在寬廣的ICU校園中,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最討厭的東西只有兩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洗碗。」

一次,世楷這麼對我說。就這樣,他就先講先贏,取得了婚後免洗碗的承諾。但在同時,我也發現了平時表面上看來隨和親切的世楷,其實內心卻很認真堅持,對事物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0。

我們在台灣同鄉會裡,也會遇到其他的留學生。只不過大家聚在一起,大多只會談論自己將來的計劃、討論如何賺錢等,因為只要談到和台灣有關的話題,就有可能遭到密告,通報到駐日大使館的危險。當時的大使館,是受國民黨所支配,在海外扮演著祕密警察的角色,所監視的對象不只有留學生,還包括所有住在日本的台灣人。

看到留學生們這樣的態度,再拿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大學生相比,兩者的差距不由得教我感慨。和日本大學生交談,我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將國家前途視為是自己的前途,並且認定自己背負著國家的未來。儘管他們不是政治家、企業家,只是一名學生,卻有著挑負起國家未來氣慨與責任感。甚至有學生認為戰爭已浪費他們太多的時間,他們現在要更用功,為的就是要追回那段落後的差距。日本大學生們所關心的不只有自己,對國家及社會抱持的責任感令我佩服且訝異。

日本人是這樣努力、認真地考量著國家大事,想快快從戰敗中站起來,讓國家一步步走向更好的發展。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我們台灣人又是怎樣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3-74。

一天,世楷帶我到留學於東京大學的黃昭堂先生(現任台灣獨立聯盟總部主席、昭和大學名譽教授、前總統國策顧問)位於大塚的住處。

還記得那天走進屋內,看見那八疊榻榻米大的房間裡擠了五、六名留學生,大家圍著火鍋熱烈地討論著。跟他借洗手間時,發現裡頭居然貼著蔣蔣介石的照片。當著蔣介石面前上廁所,感覺不是很奇怪嗎?好奇之下問他:「為什麼要把照片貼在那種地方?」結果黃昭堂先生的回答是:「這樣每天踢他比較方便!」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5。

還有黃昭堂夫人-蓮治女士也過世了。黃昭堂先生身為台灣獨立聯盟主席,不但對內對外交涉要負起最終的責任,還得在時間、財政窘迫的情況下,咬著牙為推動獨立運動而努力。主席的責任之重,成員們都相當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內所有的大小事就都落在蓮治女士的身上。但蓮治女士並不為苦,她總是諒解丈夫、全力支持丈夫。蓮治女士罹病後,經常往返台日兩國間的黃昭堂先生,擔心萬一哪天他在往返途中遭遇事故,留下妻子一人,教他於心何忍?於是每每帶著蓮治女士一起坐飛機,而蓮治女士也經常伴隨著夫婿進出,體會丈夫的疼愛之情,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步。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76。

台灣人信仰的神很多,但是對台灣土地的聯結性不足,只是一種道聽塗說的神話或稗官野史的中國小說演義而成,對於信仰的教義更是無知到極點,只會跟著拜拜而已,這是恐懼感所引發的虛無效應,台灣人要信仰具有基督精神的228英靈。

父親說非基督徒不可,偏偏世楷又不想成為基督徒。理由簡單明瞭,因為台灣的蔣介石、韓國的李承挽、越南的吳廷琰這三個亞洲的獨裁者,每個都自稱是基督徒。不過雖然如此,每個星期天,世楷還是會和我一起上教會。

世楷對這三個亞洲獨裁者自稱是基督徒的事情雖有責難,但因為研讀過台灣近代史,對於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基督徒不怕強權,一貫秉持與台灣人站在一起的態度,到後來國民政府統治,反對欺壓台灣人人權的姿態始終未改變的事,也相當清楚。

終於有一天,當在教會唸著〈主禱文〉,中間唸到一句「願 的國降臨,願 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時,世楷告訴我,如果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標的話,那和他對台灣的心是一樣的。基於這個原因,他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

那是在世楷入教以後的事了。台灣的基督教教徒們發表〈人權宣言〉等,並主張「住民的自決權」,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先鋒。而發起這項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高俊明牧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78-79。

患難知真情,現在阿扁落難,大家更須情義相挺,這才是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

還記得那是發生在女兒出生後一個禮拜的事。我因為剛生產完,還沒辦法走動,不巧這時候,外子也發高燒,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剛好大學時代朋友荒瀨典子和藤澤愛子來探望我;原本要來祝賀我生產的,想不到一進門,看見我們夫婦倆和小嬰兒一起倒在床上,嚇了一跳,趕快套上圍裙,動手洗那堆積如山的尿布,還快手快腳地幫我們做好晚飯。

「我們明天會再來!」說完,兩個人便匆忙離開。她們回家後,我看見桌上擺著兩株水仙花,是她們送給我的賀禮。這讓我想起了渥茲華斯的一段詩:「鑲在海灣旁的一萬株水仙,個個昂著頭,歡喜地雀躍著。」當時那兩株水仙的晶亮純白,直到現在還映在我的眼底。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2。

在我們結婚那年的五月,世楷的父親曾經來東京看我們。為了不讓長輩擔心,我們絕口不談獨立運動的事。就這樣,公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去了台灣。隨後,國民黨間諜中有一個叫陳純真的人,因潛入聯盟被發現而受到責問。事後,世楷等人即被控以妨害自由傷害罪,遭到逮捕。「陳純真事件」在報紙上刋出,長輩們這才知道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3。

我父親是個貿易商,警備總司令或調查局的人,有時就會以調查是否有逃漏稅的嫌疑,藉故到我家來。

父親是位非常善良的老百姓,一看見警察上門,總是戰戰兢兢地問:「我的女婿做了什麼事了嗎?」一邊說著,一邊帶他們進來家中坐,然後再奉上一杯茶,暗中探問身在遠方的女兒和女婿是否平安。

至於世楷的父親,因為是位律師,膽子比較大,不怕這種場面。就算警察來敲門,他也只讓他們站在外面,然後對他們說:「有什麼事?我兒子都是個大人了,現在人又在國外,要是有什麼問題,去問大使館!」說完就趕他們走。

每次我父親遭到警察或稅務人員盤問,也會打電話給世楷的父親,商量該怎麼應對。多虧有公公,讓父親至少有個諮商的對象。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85。

(撰於2008/09/30,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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