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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3)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8-02-19

 

註:這次搭配的圖片是楊緒東醫師的心靈畫作歸途
主要在表明這種魚,必須歷經千辛萬苦,回家鄉生產後代,方能力盡而亡
也呼應盧千惠女士所言「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著「真情」的感動,現在的台灣建國運動,太多山頭還須團結,才能平順建國。

柳文卿先生是和我們一起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好朋友。那時候他才剛修完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的筑波大學)的碩士課程,和我們一樣被沒收了護照,而且因為已經不是學生身分,也拿不到留學簽證,必須每個月到入國管理局去辦理簽證延期手續。

3月26日,柳文卿先生像往常一樣,前住位在品川的東京入國管理局,但是卻遲遲沒有回來,他的朋友很擔心,就打電話和世楷聯絡。世楷前往入國管理局,對方卻什麼也不肯說。情急之下,只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到處問,最後終於從千葉縣選出來的水野清議員那兒得到消息,告訴我們柳先生被關,並且透露他明天早上九點就會被強制遣送回台灣。

獨立聯盟的朋友們當天晚上就趕忙集結在辦公室,商量計劃著怎麼在柳先生被遣返之前把他救出來。最後決定兵分兩路,一組人往羽田機場出發,另一組人則是到品川和橫濱的入國管理局去。

外子負責開車前往品川的入國管理局;按照計劃,他要埋伏等護送車出現,然後用車去衝撞護送車,讓柳先生上不了飛機。只要遣送回台灣的日子延期一天,大野正男律師就可以在禮拜一的一大早,到東京地方裁判所遞出強制遣返執行停止命令。大野正男律師後來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當時的他不但從未計較過律師費用,有多少拿多少,還對著束手無策的我們,兩手壓在桌上,鞠著躬說:「很抱歉,日本政府做了這樣的事。」

世楷在入國管理局門外等了又等,就是不見押送柳先生的車子出現。原來他們己經在前一晚偷偷地將他送到機場的拘留室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1-92。

我們後來才知道,事實上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早就和台灣政府談好交換條件。當時位在長崎的難民收容所裡關著100多名的台灣毒販,日本政府有意將他們引回台灣,但是台灣方面就順勢要求,在引渡回台灣的人犯當中,一定得包括在日本從事反政府運動的人員,台灣才願意接受這些毒販。不得已,日本政府只好答應。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 92。

台灣政府處理完柳文卿先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外子了。隔年,也就是1969年,世楷再去辦理簽證更新手續時遭到拒絕。當時正好是世楷來到日本第10年,繼早稻田大學碩士學位之後,取得了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剛成為津田塾大學助教授的時候。原本還慶幸著從此可以走出不安定的學生生活,誰知道又遭遇到這樣的難關。

1969年10月13日,我們接到來自法務部的通知,要世楷「在兩個禮拜之內離開日本」。

周遭有許多人為我們擔心,紛紛跑到法務部請託,希望能准許讓世楷留下來。還有人在報紙上投書寫著:「明知道有危險還把他送回去,這是無視人權的做法!」認識的議員們也到處想辦法,津田塾大學的教授會也出面向法務部陳情,但所得到的回答都是「NO!」

這時候的我,心裡已有覺悟,也做下了決定,如果世楷真的被強制遣返,不管將會受到什麼處置,我都要一起回台灣去。

世楷說,他將會一直講課,直到規定離開的那天為止,所以仍然到學校去。另外,撰寫民法學者我妻榮先生監修的《日本政治裁判史錄》稿子的工作也繼續著。就在法務部所規定的「兩個禮拜」期限前兩、三天,世楷帶已經完成的稿子到我妻先生家中交給他,並且就剩下的部份恐怕無法完成的事向他道歉。

我妻先生問清楚原因後相當吃驚,同時告訴世楷:「明天到法務部八樓來!」

隔天一到法務部,世楷這才知道,原來我妻先生是法務部的特別顧問。我妻先生把常務次長叫來,讓世楷說明事情原委,聽完後便提出要求:「我願意當許先生的保證人,你們再一次重新審理他的居留資格。」

就這樣,在強制遣返日迫在眉睫前,我們意外得救了。

當時我妻先生雖然什麼也沒說,不過幾年後,在《日本政治裁判史錄》出版紀念會上,他告訴我們:

「那件事還真是千鈞一髮,因為台灣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已有共識,要把你遣返。幸好,在大學時和岸信介君是同班,彼此有交情,打電話跟他說這樣做太不人道了,他也這麼覺得,才答應設法把你留下來。」

而也因為世楷這件個案的關係,除了之前已被遣返的柳文卿以外,其他原本也要遭到遣返的同伴,統統免除被強制送返的命運,順利地逃過一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3-95。

記得唸中學時,我在教會跟著從美國來的宣教師讀《聖經》。有次談論到當時正值狂傲年紀的我們,曾經對究竟有無「奇蹟」這件事提出懷疑。就在那時,宣教師告訴我們:「所謂的奇蹟,它是集結了眾多人的愛,再加上上帝的愛,所產生不可思議的事。」他那溫和的態度和語調,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95。

更早期的台灣人認同中國,想幫助中國成為民主大國,現在的阿九家屬皆是美國人,而依附中國,坐享兩國的扶持就不顧台灣人民的建國行動,而急於回復到專制中國的懷抱。

話說祖父離開養母家之後,就和哥哥一起工作。有一天他在街角看到一位紅著臉、身材很高的洋人站在那兒吹喇叭。那個人在做什麼呢?好奇之餘,便在那裡停下腳來。「上帝正在找尋走失了的孩子」,突然,那個洋人用不太標準的台語開始說著上帝的故事。這位洋人也就是凱恩貝.慕迪牧師。他說的「放蕩浪子」的故事令祖父很感興趣,同時也覺得這個人說的上帝,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就這樣,從此以後祖父便每個星期天都到教會做禮拜。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01。

那是我還在唸高中時候的事情,有一天,發現外祖父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上頭署名梁啟超所寫的「行氣如虹」四個大字,就問外祖父:「為什麼會有他的東西呢?」外祖父於是便把他和梁啟超見過面的事情告訴我。

原來外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是台灣人政治先師林獻堂先生的祕書。說到林獻堂的貢獻,他曾設立「台灣同化會」,為求台灣人也能享有和在台日本人相同的權利;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要求對台灣總督所發布條例及編烈的預算擁有審議權等。外祖父是在陪同林獻堂先生到日本時,在京都和清朝改革派,當時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先生會面。

原本以為自己會講中文,應該也可以和梁啟超先生溝通的。沒想到,梁啟超先生的中文裡有著濃濃的廣東口音,外祖父怎麼聽也聽不懂。

「我想我的中文裡也有嚴重的台語腔,梁先生也是聽不懂。最後我們只好用筆談。」

後來,林獻堂先生曾經請梁啟超先生來台灣,商計台灣的出路,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現在的中國己經沒有力氣去管台灣的事了,台灣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考量未來的前途,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

從前在學校裡曾經學過「梁啟超是清朝末年的改革派」,如今聽外祖父說著實際和他會面的情形,讓我十分感興趣。而平常一向不曾和孫子們和顏悅色地講話的外祖父,意外地能跟孫子談起自己年輕時的重要回憶,那時的外祖父看得出來相當高興。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3-104。

有guts的民主家族,會做正確的選擇,知識份子讀了許多書,要比一般人能自覺自悟,而讀哈佛的阿九呢?

許世楷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當年都從事過抗日運動。至於世楷父親許乃邦,先是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畢業後又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司法考試及格後,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之後又回到台中當律師。就我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來看,公公可說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戰後,公公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推事,那時候的中國人都習慣用賄賂的手法,認為不賄賂,官司就不可能打贏。

有一年,公公家裡送來了一盒中秋月餅,當時是由佣人收下。等公公回家後打開一看,盒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月餅,而是錢;公公相當生氣,立刻叫來法院警察,把送餅的人抓起來。結果對方還一直辯稱他是「遵照中國式的做法」,哪有什麼錯?!

由於公公是受日本司法教育、個性堅毅正直的人,怎麼也不能認同處處賄賂的中國式作為,所以在「228事件」後,就辭去法官的職務。上了年紀之後,有一段時間曾到美國,還有來日本和我們住在一起。

還記得公公住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每次和公公一起外出,走到車站附近,他一定會掏出錢來說:「這拿去買車票。」

「不用了!爸爸,世楷現在在大學工作,有收入。我來買!」

「不!長輩本來就應該付錢的。」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知道,公公真的是個一板一眼的人。

如今「代表處」的官邸,還掛有公公送給我們的掛軸。上面寫著:

欣愉節守志彌堅

這是在1972年外子生日時,從台灣寄來的禮物,表示對外子參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聲援。當時上頭的署名為「高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8-109。

在當時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情況下,如果公公在掛軸上用本名,恐怕會招來一些不必的麻煩。署名「高見」,不但比較安全,世楷也一看就知道,可說是兩全齊美。

至於世楷的母親洪金雀,是位醫生,畢業自東京女子醫專。在那個時代,女性同時又是醫生,那真是少之又少。她一直工作到近70歲才退休。個性非常開朗的婆婆,在69歲因膝蓋疼痛到醫院就醫時,醫生告訴她診斷結果為「老人性關節炎」。她十分不解,還反問醫生:「為什麼是『老人性』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10。

阿九現在最怕台灣人搞建國,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理地位不為國際所承認,就強迫台灣人要與中國統一,其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人要自救,只有革命一途,流血的犧牲會是必然的結果。

事件的經過首先要回溯到事件發生前16年,也就是1972年,外子著手寫下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初之所以會寫下草案,主要是想把主張獨立,以及未來計劃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等訴諸文字,認為以憲法草案的形式呈現會更加適合。

完成後,由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本部成員一起檢討,加以修改,1975年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本部的會議中提案,之後由世楷負責進行重寫作業。

1988年年底,一天,接到台灣的雜誌社社長鄭南榕先生打來的電話。

「我們想在我們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刋上,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你說的是哪一份草案?」

「前一陣子我們己經從張燦鍙先生那兒拿到草案的影印本了。」

外子認為這個草案是十幾年前的舊東西,現在拿出來似乎不太妥當,而且現在正在進行重寫作業,再過不久就可以完成,外子請鄭南榕先生再等一下。「不!我們等不及了!想要現在馬上就發表!」鄭南榕先生回答。

於是外子只好將己經完成的一半以上部份先傳真給鄭先生,剩下的就在那天夜裡徹夜趕工,隔天一早送過去。

草案刊出後,《自由時代》爆發性地大賣,但也因為這樣,鄭南榕先生在隔年一月遭到檢察署以叛亂罪進行告發。警察命令他出面應訊,他不從。「我就算死也不去,為什麼要逮捕我?台灣應該要有言論自由的!」然後就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

在我的日記裡,這麼記載著當時的事情。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4-115。

高等檢察官陳耀能對南榕發出出庭命令書,但南榕不予理會,理由是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理由被傳喚。而他也婉拒了身邊朋友要他暫時逃出台灣的建議,打算和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司法做徹底的對抗。

「生在這個時代,要愛台灣同時就要忍受痛苦。對於一個愛台灣愛到入骨的人來說,只有選擇孤獨的道路。2,000萬人光是嘆息,並不能軟化獨裁者的心,但是,一個滿載2萬人憤怒的示威抗議,卻可以促使獨裁者自制。」南榕在二月號的雜誌上這麼寫著。

之後,警察想要逮捕鄭南榕先生,他說:「我不會活著讓你們抓的!」他在報社準備了一個裝滿的汽油桶,自鎖在編輯室繼續做出版的工作。

他的夫人葉菊蘭女士和高俊明牧師,還有許多人都出面說服他,要他別這麼做。

外子也不斷用電話、傳真和他連繫,甚至告訴他:「如果有出國的打算,一些偷渡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會幫你準備好。」可是鄭南榕先生的意志相當堅定,一點也不動搖。

我則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集體連署簽名,設法展開救濟活動。包括日本的PEN Club組織,我也向他們請求協助。

但是就在4月7日,當著強行衝入企圖逮捕的警察面前,鄭南榕先生點火自焚了。李登輝先生因為才剛就任總統不久,還沒有力量阻止這件事,最終無法救回鄭南榕先生的性命。

雖然這事件的結局令人痛心,但它確實促使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向前邁了一大步。站在反政府立場的報紙,用大大的篇幅刊出這則新聞和憲法草案,讓它廣為台灣人所知曉。為爭取言論自由,賭上自己性命的鄭南榕先生,功勞真的很大。

在那以後,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對政治犯予以減刑或釋放,並在1992年5月修正刑法100條(內亂罪)。從此以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黑名單也實際得到解除。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7-118。

黑名單的時代又要來臨,我發現各地的情治人員,四處到台灣國的地點收集情報,聽說是「上級」有「交代」,阿九執政又有一批台灣人要被清算鬥爭?

1992年10月15日,我終於回到睽違34年,對外子來說就是33年的台灣。那天在機場,有好幾千人來迎接我們,沒想到陣容居然這麼龐大。我們一邊接受媒體採訪,一邊走出機場;到了機場外,才發現天空正下著小雨。即使如此,還是聚集了許多人,他們都是從台灣各地趕來的群眾。

總算回到故鄉了。我的眼睛因為小雨而濕潤了起來,唇邊也不禁喃喃唸起羅塞提的詩。

請佑那溫暖我心的國土
那片充滿慈愛、讓人心快的土地
未加修飾真心的臉龐
聽來心怡的美麗語言
請接受我的心吧
那最真誠溫柔
我思念的國家啊!請接受我的眼淚吧!

外子臨時在車上演講了起來,由於事前並沒有提出演講申請,警官馬上喊:「停止演講!」不准外子再講下去。擔任總指揮的李應元先生向警察說:「再給他五分鐘,他離別了故鄉30多年心中有千萬想說的話。」

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對外子提出詢問:「有人回到國內後因為水土不服,後來又回到國外居所。請問你們適應台灣的生活嗎?」

「我們在生活、語言習慣都不同的異鄉過了30多年,在無親無戚的海外結婚、生子。在別人的社會都能立足,占有一席之地了,回到自己的故鄉,我想沒有不習慣的道理。

只是,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20-122。

(撰於2008/09/30,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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