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102。荷蘭時代轉口貿易示意圖，台灣當時是個重要的貿易轉口站。）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海洋性格的台灣，遇到佔有主義的中國。
從生活、經濟的型態來看，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確實有著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如果以國際貿易與海洋商業根性來觀察，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已展現出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糖、米、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形，而且台灣也已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形，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的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期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當，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詳見江日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89-90。
刮分台灣純為經濟爭奪。
荷蘭人入台的第二年，西班牙不甘示弱，也自馬尼拉派兵佔領台灣北部，與南部的荷蘭人展開殖民及商業競爭。經過16年的競爭，最後在嘉南平原上擁有米、糖、鹿皮等經貿大宗的荷蘭，趕走了在經濟發展上居下風的北部西班牙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95。
荷蘭人的外勞政策。
1624年荷蘭人佔領南台灣，以大員（今台南安平）為政經中心，嘉南平原為其腹地。輸出品除了鹿皮之外，糖也重要起來，米則後來跟進。荷蘭人為了在台灣發展經濟作物甘蔗與稻米，需要許多人手。由於原住民族耕作技術係採粗耕，不善於甘蔗、稻米生產，因此荷蘭人乃設法從中國閩南引進閩南人來到台灣。用今天的用語來說，這是「引進外籍勞工」，所不同的是，今天引進外籍勞工是以低廉工資為考慮，當年是以工作技術為目的。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98。
荷蘭在台灣的剝皮經濟。
荷蘭在台灣的統治，畢竟是殖民統治，所有的盈餘及稅收，並不適用在台灣的內部建設，回饋給住民，而是解送回阿姆斯特丹總公司，分配給股東。1650年代左右，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每年純益約40萬荷幣（相當於四噸黃金），難怪一位荷蘭總督說：「台灣真是公司的一頭好乳牛。」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03。
台灣人民，有大格局的海洋性格，政府管得越少，民間經濟越旺盛。
鄭經退守台灣後，繼續重用乃父鄭成功所賞識的諮議參軍陳永華，升他為勇衛，相當倚重他。在陳永華的規劃下，東寧政權循著兩個方向發展，一為中國化，一為國際化。前者著重在文教方面；後者則是發展國際貿易，是東寧政權生存發展的實力。
台灣自荷蘭時代以來，即發揮了海洋文化的性格，開始與世界通商往來，鄭經時代更充分發揮台灣海島貿易的性格，展現海洋文化的商業特性。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09。
外洋來的殖民者，反而尊重本地母語，為了溝通，創羅馬拼音，以協助原住民語文傳承。
荷蘭的傳教士，不像中國國民黨，一來就不准本地子弟講本地母語，相反的，他們學會原住民語言（當時所在範圍是西拉雅語），進而用羅馬拼音文字，寫成西拉雅平埔語的《馬太福音傳》和《基督教要理》及〈祈禱文〉、〈十誡〉等各種教義書。原住民終於有了「我手寫我口」的文字，這就是台灣史上著名的「新港文」（因為在新港社最盛行）。1647年，荷蘭人在幾個西拉雅部落開辦主日學（Sunday schools），學童逃學還會被抓回來打屁股。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12。
反攻大陸，是華人殖民台灣的口號。
266年之後，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撤退來台灣，以台灣為根據地，標準「中興復國」、「反攻大陸」的口號。好在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流於口號，而沒有真正付諸行動，至多僅於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發動幾次小規模的攻擊而已。蔣政權未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實際攻擊行動，當然受制於美國的約制，美國只願協助防守台灣抵擋共產中國的攻擊，但不幫助蔣政權用軍事行動攻擊中國。蔣政權因此穩守在台灣，台灣免受戰爭之苦，成為一個實際獨立於中國北京政權之外的政治實體，致力於經貿發展。
撫今追昔，兩相比較，我們發現鄭經將「反攻大陸」付諸行動，使得東寧國在台灣的經貿發展成果冰消瓦解；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是口號喊喊，真正在台灣致力於經貿發展，卻使得台灣成為世界第14大貿易國，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歷史學者黃富三曾經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最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15。
台灣羅漢腳的悲歌。
但是，並不是每個單身漢移民都有這種「天作之合」的機會。有許多單身漢，找不到「牽手」，無家室、無恆產、無固定工作，隻身一人謀生，最後淪為遊民，當時的台灣稱這種人叫「羅漢腳」。「羅漢腳」往往居無定所；天氣好時，還可以在路邊席地而睡，但一轉涼就難過了。農曆九月深秋，九降風揚起寒意，此時紅柿開始成熟，羅漢腳在寒風中看到柿子成熟，感慨時令，自忖身世，忍不住悲從中來，所以有「紅柿出頭，羅漢腳目屎流」的俗諺，充分道出這些遊民的辛酸。有的羅漢腳消極淪為乞丐，故台灣俗語中，又有「乞食（乞丐）伴羅漢」之語。
羅漢腳們「有路無厝」、「病無藥，死無蓆」、「冤無人哭」，生前既舉目無親、流離失所，死後更無人照料，遺骨暴露，聽任風吹雨打，於是民間善士，為之收殮，立廟祭祀，這便是「有應公」的由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23。
中國軍隊，不堪台灣民兵一擊。
1786年（清乾隆51年）的林爽文事件，清廷調動大陸四省的兵力才平定；好大喜功、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還把鎮壓台灣的林爽文事件，列入他自詡的「十全武功」之一，足見此事件規模之大，其參與者也有60%是遊民。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30。
早期漢人在台灣的生存之道。
除了用武力強佔之外，採取非武力、但仍非光明正大的手段從原住民取得土地者，還有以下途徑：首先是交換土地；利用原住民憨直，巧言攏絡，常以些微之布、酒，換取大塊土地。例如1709年（清康熙48年），「陳賴章」墾號以豬酒花紅交換奎泵社原住民大加蚋堡的大片土地。
再者，如透過婚姻計策，利用平埔族以女子繼承之俗，入贅其家以得其土地；或與原住民結伴兄弟，或奉從其俗博其歡心，而得其地；還有一些漢語族人看準平埔族不識漢字，因此在與原住民立契約時，故意將界線寫得模糊曖昧，加入對自己有利、對原住民不利的條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34。
原住民的漢化政策。
除了在耕作的改變之外，原住民族在面對中國強勢文化的進入，以及腐敗官府的壓榨，處於弱勢族群的他們，只能在政治上陸續歸化清廷，在文化上則逐漸被同化。雖然從整體台灣的原住民來看，猶有許多原住民地區是滿清帝國的政教所不及，但是在與漢語族接觸上首當其衝的「平埔族」（或稱「熟番」），則是在文化的霸權主義下，提早造成社會解體及文化淪喪。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40。
過去屬於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沒有姓氏，多採「父子連名」，到了此時，許多人開始接受官方的賜姓，這些姓包括有：潘、蠻、陳、劉、李、王、戴、林、黃、錢、江、廖、三、張、斛、穆、莊、鄂、來、印、力、利、鐘、蕭、爐、楊、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兵、蟹……。
漢姓是古代華夏父系宗法社會的制度，是建立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的制度。平埔族多為母系社會，賜姓則多以一族或一社為一姓，結果在儒教「同姓不婚」的規範下，社族外的婚姻勢必造成族群與母系社會的瓦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42。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前集書評：
台灣史101問──書評（1）
延伸閱讀：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
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我讀我見
楊緒東專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