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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101問──書評(4)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30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157。中國自宋以後以女子小腳為美,要求女子自幼以布緊纏雙足跟制其發育,使足骨變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腳跟勉強行走,中國文人還用「三寸金」來形容,這種變態、不人道的中華文化在清代傳入台灣。)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人沒有所謂“內地”。

在清領時期的時空裡,台灣是清國透過武力併吞而來的邊疆尾省,因此相對台灣而言,清國大陸本部稱為「內地」,自無不當。然而,站在當今台灣的時空,台灣不在中國統轄之下,因此以台灣主體立場而言,稱中國為「內地」則極為不妥。所以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史觀,看清領時期台灣的「內地化」,應稱之為「中國化」較為適宜。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55。

日本人反而會保留中國古蹟。

日本當局雖然拆廢了台北城的城牆,但留下來東、西、南、北,以及小南等五個城門,以資紀念。可惜這五個城門在國民黨來臨後,僅有北門還留下原貌,其餘四個城門都在經過修理之後,失去原貌,全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式的城門。古蹟遭此變故,亦足發人深省其背後的涵義。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3。

台灣人民勤於“生產各種物資”,殖民者在台灣大賺錢。

1860年代及70年代之間,大批外商湧入台灣,這些洋商帶著商業資本(不是產業資本)到台灣開辦商管或洋行,從事貿易,大稻埕商區因此更加繁榮。北部的洋行主要收購茶葉和樟腦,南部則以砂糖為主。糖、茶、樟腦業三部門的農業,隨著出口外資的增長而加速其產量,進而促進農業的商品生產以及整個台灣社會的商品經濟之發達。總之,清末的台灣經濟,雖然是在英國控制下的半殖民地農業社會,但是透過外商和外貿的衝擊,也促使社會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快速成長。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的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程度,與日本相差無幾。

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唯一貿易順差的地區。當時台灣的進口區,竟然以鴉片一項為最,如果台灣人不感染這項中國舊文化的陋習,無需以毒品為進口大宗,則台灣的貿易成績當更可觀。足見台灣的海洋文化性格,如果能夠擺脫大陸文化的羈絆,真是海闊天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6-167。

由於樟腦、茶葉的拓展,侵犯原住民的生存,必然引起反抗,豪紳因為擁有私人武力,在從事茶園與樟樹的開發時,可以鎮壓原住民,豪紳的私人武力遂常為官方所倚重,官方往往以官職或樟腦開採特權來交換援引私人武力,因而豪紳在開港之後,勢力亦加強大。著名豪紳及其家族,如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為劉銘傳的撫墾幫辦,擁有廣大的茶園租給茶農,而板橋林家在清末日治時期,為全台最有錢的家族;又如霧峰林家的林朝棟,曾幫助劉銘傳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反抗,曾獲得樟腦的專賣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8。

海洋性格的台灣人,與中國陸地國家封閉保守的心態不同,容易接受“新科技”。

台灣何以能夠後來居上?學者許雪姬分析其中因素之一,認為:「因台灣物產豐饒,茶、糖、樟腦的外貿暢旺,且因地處邊陲,來自中央的羈絆較少,地方大員能放手建設事業,再加上台灣是海島,島民之民智者普遍早開於內地,因此不僅未形成改革的阻力,反而是促使現代化的幕後助力。」(詳見許雪姬,《漢大人的最後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於此,我們又再度發現,海洋文化濃厚的台灣,與大陸文化之間的差異。

試以鐵路的興建為例來比較,本來清國的第一條鐵路,出現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個英國商人為了做生意,在紫禁城宣武門外建了一里多的小鐵路,試行火車,然而火車噴火而行的怪狀,引起群眾害怕,結果馬上被拆毀。

第二條鐵路是在1876年(光緒二年)築成的松滬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發起搭客載貨,還是有人認為是妖。不久發生火車撞死行人的事件,輿論大譁,最後總理衙門的盛宜懷只好買下這條鐵路,將鐵軌、火車全部拆毀。這些拆下的鐵軌,大部分被運到台灣,被劉銘傳用來鋪設基隆到新竹間的鐵道。

清國本來的第三條鐵道,是為了運礦而開的唐胥鐵路,1880年(光緒六年)興建,全長18里,施工順利但卻規定不准用機關車,只准用驢馬拉車,洋人給它取了個名字叫「馬車鐵道」。

劉銘傳在台灣開辦鐵路工程,和清國大陸一樣,一開工也遭到民間反對,劉銘傳說服當地紳商,只要南北縱貫鐵路修好,一定可以刺激商業,帶動建設。地 方紳商才答應出錢合資興建,阻礙的力量未久即化解。第一段從大稻程到松山的鐵路完工通車,德國製造的第一個火車頭「騰雲一號」剛出時,圍觀民眾不像大陸人起來反對,而是驚喜萬分,紛紛稱呼火車頭為「黑色妖馬」。民情意外反應的不同,彷彿註定近代化洋務運動成果的興敗。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4-175。

虛性高等國民,管理高水準的台灣公民?其結果可想而知。

之後的日治時代,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前者日治時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後者中國國民黨政權(1949年以後)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詳見本書第24、64問)。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例如:基隆河上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台灣神社變成圓山大飯店;「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這些符號,前後變易,但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標記。

在這樣充滿殖民氣氛的都市裡面,聚集著一群充滿優越感的統治者依附族群(日本時代的日本人自認為一等國民;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所編印的《台北導覽》英文版,也承認這裏的「外省人」被稱為「台灣人」會uncomfortable)。此外,這個都市的本地人,也有不少人係以外來統治者的價值觀作為思維標準,他們講著統治者規定給他們,自以為高尚的「國語」(日本時代是日語,國民黨時代是北京語),居住在這個「去台灣化」的都市,卻享有得天獨厚的國家預算。所以南北失衡,重北輕南的政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7。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前集書評:
台灣史101問──書評(3)
台灣史101問──書評(2)
台灣史101問──書評(1)

延伸閱讀: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
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我讀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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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13-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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