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對台灣人民演講時說，「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薰陶，是二等公民。」但葉榮鍾說，「日本人的壓迫力量愈大，台灣人孺慕祖國感情就愈貼切。」現在「祖國」來了，雖然被鄙視為二等公民，對觀念中的祖國仍然抱著期望，給予熱烈的歡迎。

 台灣人民，天真的以為「祖國」來的人，水準一定比日本人高，祖國的文化也必勝於日本。但是他們看到「祖國」一大群士兵，連續幾天站在「菊元百貨公司」（今衡陽路），看著升降機邊說：「好奇怪呀！怎麼四角形的箱子會自動的上升，又下降？」他們這樣議論紛紛；看到廚房洗碗的水龍頭，一扭動就流出水來，就馬上買個水龍頭來插進牆壁，可是怎麼轉動都扭不出水來；還有一些人，口含著香煙，妄想在電燈泡上點火（詳見台灣連翹，自由的滋味）。這時候被鄙視為二等公民的台灣人，才真正體會出真實感的「祖國經驗」。

 接著台灣的治安愈來愈差，在國軍駐防地區，常發生竊盜案、坐火車不走車門而從窗戶爬進爬出等事件。加上1946年初，上海的藍衣社暴力團出現於台北市，勾結本島無賴漢，強行掠奪，不僅小偷、扒手猖狂，甚至路上、屋內搶劫等惡性盜匪案件，也頻頻發生；尤其火車上小偷橫行，以致乘客總是緊抱著隨身攜帶的物品，不敢任意放於車上的置物架，連由火車托運的貨物也常被竊取；同時常有突如其來的中國武裝軍人，闖入尚未被遣返的日本人家中，搶奪財物、家具，甚至不需任何通知就將他們趕出房屋，再強行佔住。連住在日式房屋的台灣人，也受過侵襲。他們恫嚇著說，「你幫過日本欺侮台灣人，戰犯名單上有你的名字。」台灣人如此這般的被勒索強奪。如果是只有一次還算幸運，然而經常是一次又一次的接踵而來。  

《民報》在社論上如此評論著：

「台灣已經陷於不能完全委任警察維持『法律和秩序』的狀態了。『光復』後才不久，人民就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可見當時的治安有多紊亂。

而接收日本企業的國府官員經營的方式更簡單，首先推銷庫存成品，等成品售完再出售原料，待原料售完就把生產器具、機械設備拆開，當作廢鐵出售，最後再把工廠關閉。就這樣，連日本遺留下來的嘉義熱帶化學公司，號稱東洋第一的酒精工廠都倒閉了。

 日本治台時，無論是行政官員或是會社（公司），台灣人大都是擔任中下階級的職員，而當日本人回去了之後，照理說應起用有實際經驗的台灣人以補日人的空缺，但陳儀以「不會說國語，缺乏中國精神」為由，寧願繼續留用日本人，也不願任用台灣職員，此舉引起一般台灣民眾大為反感。

米，是台灣人的主食，在日本投降撤退之後，還存有約二十萬軍隊兩年的儲備糧，國民政府甫接收不久後，台灣社會就鬧糧荒，導致米價暴漲。以台北市為例，一斤白米價錢由原本1945年 8月的 2 毛錢，到同年11月漲到11元，爾後到了1947年1月又漲為 80 元。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像米糧這種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價格就飆漲了400倍。更可怕的是當時的長官公署浮濫發行紙幣，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基於上述種種因素，導致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無怪乎當時民間流傳一句話：「日本時代還有米吃，祖國來了反而沒有米吃。」

       在國府接收後的一年多來，治安更趨惡化，經濟衰退，物價飛漲。官員和軍人的無知與囂張跋扈的行徑，看在台灣人的眼中，不禁令人懷疑，這真的是他們之前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嗎？套句「鐵獅玉玲瓏」中貴寶常說的一句話：「話那要講透枝，目屎就撥未離。」其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