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決與台灣前途
－戰後國際社會對台灣自決的態度與做法
1985.12.09 先鋒時代週刊
林濁水
在國民黨的因循蹉跎之中，台灣終於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離開聯合國，淒涼的票數表示了國際間對國民黨怪誕的唐吉訶德行徑的徹底失望。
再說「自決」問題。按理國民黨痛恨「自決」比「雙重代表制」為甚，但是在七０、七一年台灣自決的主張竟出諸國民黨最親密的戰友沙烏地阿拉伯代表之口，載諸聯合國官方記錄，而未見國民黨正式反駁。
沙烏地阿拉伯在一九七０年說：「中華民國，或則是台灣人民可以在聯合國主辦之下舉行公民自決投票」。（
are enabled by a referendum or a plebiscite……）
第二年又重覆地說：「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民，自從聯合國建立以來，就組成一個清楚明白的政治實體，發展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
我們沒有權利把我們的意志強加在任何民族之上……如果我們這樣做，將要負起破壞人民自決權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目的的責任」。
理論上說，人民自決的條件大致如後：
1.民族不同；2.不同的社經和文化、政治信仰結構；3.難民；4.分裂國家。
人民只要提出以上四個條件之一，國際社會都可以接受其自決的主張。而沙烏地阿拉伯為了強調台灣自決的可能性，除了根據：1.社經不同，2.分裂國家兩條件之外，甚至特別強調「民族的不同」（Morever,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not ethnological purely Chinese in
culture）。
由沙烏地阿拉伯提出這樣的主張是最值得玩味的，沙烏地是迄今世界上少數封建保守的政權，在國民黨眼中，沙烏地這麼一個極右派政權是比民主的美國更可靠的朋友，是所謂真正的「道義之交」的。由這麼一個親國民黨的封建王朝提出「自決」，這樣一個國民黨一直形式上反對的主張時，背後和國民黨是怎樣一個折衝過程，雖然不得而知，但是國民黨突然耳聾裝做沒聽到這一回事不再大肆抨擊卻是事實。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沙烏地阿拉伯舉出台灣自決的理由之一是，台灣已是一個政治實體，那麼組成這一個實體的政權，當然沒有問題是國民黨政府，這是一個微妙的意涵。
在七０、七一年間國民黨雖然不再太過份地扯遍所有我們朋友的後腿，但卻也沒有採取促使朋友們努力更為有效的做法。或許國民黨認為完全被動地接受朋友奮鬥成功後送來的果實比主動去爭取，比較可以把過去的不同措施含糊地交代過去，從而比較可以在內政方面交代吧！也或許是國民黨內部意見正紛歧不一吧！然而從來，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情況下，事情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的。在國民黨的因循磋跎之中，台灣終於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離開聯合國。票數是七十六比三十五，十分淒涼，淒涼的票數表示了國際間對國民黨怪誕的唐吉訶德行徑的徹底失望，此後三年間三十多國和我斷交而去。
由於事先奮戰時有兩種對立說法，事後在檢討聯合國席次之戰失敗的原因時也就各自不同，例如斷交部長沈劍虹說，在聯合國國民黨堅守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堅決反對國際上在接納中共後對台灣席次的安排，絕不和中共並存於聯合國，他氣魄萬丈地說：「我們不做退一步的想法。」
他更豪氣萬千地大大自誇他如何英勇地打敗國際上為台灣安排的出路的偉大戰功：「在退出聯合國之前一連三年，義大利會同其他會員國建議設立專案委員會討論如何解決這問題，結果我們一連三年都將這項建議擊敗了！」
然而丘宏達則有相反的說法，他為國民黨洗脫蔑視台灣生存的罪嫌，他認為國民黨其實是願意以雙重代表制來保障人民利益，他說退出聯合國純粹是因為：「季辛吉從中播弄」。
不同的說詞，暴露了國民黨內部理性和頑冥的矛盾，公益和私利的肘制，以及台灣的機會被斷送的根本原因。此後國民黨的外交土崩瓦解。一九四九到七０年花了二十二年，中共才和五十一國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七０到七六短短七年建交的就增加一倍多到達一０九國。
自從國民黨在聯合國這一個外交戰場失敗之後，中共便進一步和台灣爭奪美國這一個所謂「資本主義帝國」的關係以打擊同屬所謂「同胞」的對方。當時國民黨的盤算是，國際承認固然不可失，但是萬一自己的主張為全世界所不容時，只要捉住美國不放，就沒關係了。國民黨這一個心態，斷交大使沈劍虹說得好：「雖然我國政府主管官員未曾明言，
但一致認為如果我們不能同時保有兩者，我們寧願放棄在聯合國的席位，也不願讓中美關係發生任何變化」（使美八年紀要、8頁）。
然而所謂「關係正常化」勢不可擋，而「中美關係」也就勢在必變。在這樣的趨勢下，國民黨怎樣能夠保護政權的利益以及依顧維鈞所說的應該附帶於國民黨黨利之下的台灣的安全呢？
國民黨依靠了三十年的美國終於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承認了。國民黨最後一個外交支柱傾頹了！到這時國民黨才再也不敢豪氣萬千地說漢賊不兩立然後拂袖而去；反正死拉住美國的衣袖，眼巴巴地堅持要和美國維持「官方」關係。
如果國際間還講些道義，台灣當時一九七一年一千多萬人民的幸福與安全將是國民黨政權在國際上最後的「道義籌碼」。
在美國中共建交之後，如果蔣經國提出的中美「官方關係」原則能夠成功的話，可能在實質上台灣和中共仍然處在一種你爭我奪的「漢賊關係」；但是在國際法地位上而言，則「漢賊」不兩立於國際競爭場合的內戰危機全然消除。從而台灣也將在和中共鬥爭時立在國際法堅實的保護基礎上。這樣台灣的地位，就符合二次戰後早期美英法三國外長會議中，美國所提出的台灣四項可能性中的之一的一項，那就是中共之外確保台灣自己主權的「自主」地位。這是國民黨政策的大扭轉，然而到這時這樣的扭轉的作用，套一句沈大劍俠劍虹的話是：「已經晚了」（使美八年紀要381頁）
事實上還不只太遲了，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這樣扭轉時勢態度表現得仍然不清楚，那就是如果中美「官方關係」確立，那麼中、美、中共的國際法明確地位究竟如何，完全不交代。這純粹是混水摸魚的做法，當事者既然摸魚，第三者的美國當然也樂得跟著摸魚，樂得再更不必有負擔地，順水推舟地以「台灣地位未定論」來處理台灣問題。美國在上海、建交、幾件公報中一再表示美國「認知」（acknowlege）「海峽兩岸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而對這兩岸的要求，不做明確的承諾（recognize），就是美國立場的最明白表達。
中美官方關係的不能續存，表示的是，早期美國考慮予國民黨以國際法上「自主」的可能性已經消失，台灣在國際社會乃至美國所提供的各種選擇項目又減少了，漸漸被逼到只有靠「人民自決」這最後一個選項來自救了。
經過聯合國席次和美國外交之爭失敗的慘痛教訓後，我們可以說，國民黨雖然不願意接受；但也看清到國際社會多數是真的不喜歡戰爭。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台海內戰化是大家不喜歡的危險事；同時，國際政治固然我虞爾詐，固然是利益的縱橫捭闔，但是「人民的利益」和「人民主權」的原則到底還是國際間任何人不敢公然反對的道德信條，而國際政治如果殘餘有多少道義，這將是最後的道義。因此如果國際間還講些道義，台灣一千多萬人民的幸福與安全將是國民黨政權在國際上最後的「道義籌碼」。
面對國際社會和國民黨在價值上巨大的差距的這一個事實，國民黨的做法是，對內強調和中共的對立關係、強調台海的內戰關係、維持「戒嚴體制」；對外則儘量把台灣和中國大陸劃分開來。
這種內外不一，言行背馳的政策，丘宏達為國民黨幫腔說是叫做「對內對外政策分開」的絕妙好計。他說：「將對內與對外政策分開，對內的革命目標絕不可以改變。否則必至人心渙散而失敗，但對外則須應用國際情勢而作必要修正與彈性運用，否則處境必日益困難而中了敵人孤立革命勢力的毒計。」（中美關係論集，9頁）
到了一九八三年政府官員新聞局長宋楚瑜正式公開採用丘宏達的理論，不過他換了一個說法，他叫做『外交』和『內交』分開的做法。在這樣的設計之下，首先我們檢討國民黨對「內戰問題」的處理方式，內戰問題，對外方面的做法，依錢復的解釋是：
「把中美關係和美匪關係相提並論不是一件太聰明的事」「過去我們主張道長魔消，魔消道長，這是一個危險的觀念，今後千萬不能再有這種觀念」。
「共匪一再揚言美匪關係正常化的阻礙就是台灣，刻意造成台灣是破壞者的形象，如果我們真的去做破壞者就是中了中共的圈套，成為我們和共匪隔海唱和的現象」。
「我們不能以別人的國家當做我們去打共匪的戰場，人家也不允許。」
依錢復的說法，國民黨在國際上是要表現和中共「西線無戰事」的姿態的！是要國際社會把台灣問題和中共問題劃清界線的！
又如沈劍虹、邵玉銘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在國關中心演講也都說「一意的批評美國對共匪的友好政策，反而阻礙了中美實質關係的拓展」。
但是對內呢？每當在立法院或任何場合提到台灣前途問題時，不論是孫運璿也好，不論是宋楚瑜也好，標準的答案是－－「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共有問題」。
這又是把台灣的未來緊緊和中共纏在一起的做法，是「東線戰事大」的做法。
其次我們討論台灣地位和自決問題。
透過替國民黨在美國奔走遊說的丘宏達的說法，國民黨對外，要反對開羅宣言的內涵而強調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對抗中共所謂「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主張，他說：「上海公報發表後，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在日本表示，美國所持『台灣地位未定』的立場並無改變」（同前四五頁）接著更反覆不斷地主張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就現代國際法原則來說，人民自決權是公認的原則，台灣人民一致反對歸併中共，所以中共對台主權要求完全違背人民自決權原則。」（同前四六頁）
「在美國與中共關係上，美國……應採主動……在任何情況之下不放棄人權與台灣自決的原則。」（同前五二頁）
「中共對台主權要求完全違反國際上的人民自決權基本原則。」（同前六０頁「（如果美國壓迫我國和談（和中共），有一種可能性是考慮全民投票決定是否要和談」（同前二二五頁）
此外，不斷在國內發表文章，譴責黨外所提「爭取國際法定地位」「重返國際社會」主張的杜衡之，在一九七七年也偷偷在聯合報海外版根據「人民自決」的原則發表文章來保障台灣的國際地位，他說：「一九七六年生效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相同的第一條，規定人民有自由決定政治地位的權利，也有自由從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的權利。」
同時和國民黨利益緊密結合，又屬美國國會極保守派的高華德，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在美國眾院演說，他譴責雷根背棄台灣，劈頭第一句就說：「你們是否願意讓生活在台灣的一千八百萬人民，因為你們的行動而淪陷，受到貶謫！」
同樣和國民黨利益緊密結合的喬治城國際戰略中心的主任克萊恩，在一九七七年竟然如同一九七一年的沙烏地，以人民的文化不同（djstinct
culture），做為台灣不受中共統治的最主要理由。
國民黨在國外小心翼翼地進行以「台灣人的意願」為後盾的外交工作，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遊說同情台灣人民的甘迺迪、貝爾、李奇、索拉茲等參眾議員在國會提出依據自決原則的「台灣前途決議案」、議案的主旨是：
「台灣問題應在台灣人民不受脅迫之下依台灣人民所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這項議案提出後，固然有既懷有「台灣敏感症」又摸不清行情的聯合報發表社論臭罵一頓，但是，等到美國參院舉行聽證會時，美國的保守機構「傳統基金會」亞洲中心主任，國民黨的支持者竟和「台灣公論報」發行人同樣發表支持的聲明。等到十一月十五日依據自決精神的「台灣前途決議案」得到參議員支持通過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更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表社論「美國民意對我國的支持」予以聲援。
－－這是國民黨對海外自決論的一幅面孔。
然而就在幾天後的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同樣發表一篇社論「嚴斥兩種乖謬的競選言論」大罵黨外立委競選的共同政見「台灣前途應由全體住民共同決定」。同時選委會更擅自在競選公報中刪去黨外自決的文字，甚至恫嚇說，誰再談台灣前途由住民共同決定，就要關誰。
－－這是國民黨對自決論的另一幅面孔。
回顧三十多年的歷史－－我們領悟到一個事實－－國民黨對自決論的表裏不一，說明了國民黨想接受自決論帶來的外交利益，但是卻堅決拒絕接受自決論的可能對他帶來的損失，國民黨想做穩賺不賠的沒本生意。這正是台灣全民必須嚴正面對的問題。
無論如何，人民不能決定自己國內政治、社會制度的「自決」是冒牌的自決，對外是一種外交詐欺，而且是注定不會引起任何國際同情的詐欺；對內則是一個內政詐欺，徒然分化了抵抗中共的力量。國民黨如果要在台灣有更長遠的打算，就必須放棄這種的詐欺，才能凝聚台灣人民的意志，到國際上去對抗中共強權的併吞野心。
事實上自決還不僅有抵抗中共強權的消極價值而已，自決還是台灣重返國際社會唯一的途徑。
地位未定論實際上是提供台灣對前途最大的選擇自由，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得以行使自決的權利而爭取在國際上堅強的法定地位和國際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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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斷交後，國民黨安慰百姓說，沒關係，我們現在推動實質外交，成效很大。然而事實上，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權益的交涉是事倍功半的，出使到「沒有外交關係」的美國的錢復說：「外交關係是支配外交事務的關鍵，一旦外交關聯喪失，外交事務極難辦好。」
這真是寒天飲冰冬暖自知的深刻之言，因此台灣在國際上名實相符的正式法政地位必須儘早確立。
戰後三十多年中，世界各國雖然逐一在法律上承認中共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但是並不願罔顧台灣人民的意願讓中共統治台灣，這使得中共不得不在和各國的建交公報或換使公報中強調「台灣是中國一部份（或一省）」，以便「合法地」以「內戰」方式取得台灣主權。湊巧的是，國民黨也希望台海維持在內戰的「形式」上，因此也一再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國共雙方這一相同的主張都是重視自己對台灣的統治權甚於人民幸福的。趙紫陽為了增強中共對台灣主權的發言地位，甚至在最近訪問美國時公開演講贊揚國民黨採取和中共相同主張的做法，然而和中共建交的各國都不願意平白地示好中共。
自中共成立政權直到一九七二上海公報為止，中共和七十一國建交，但是在建交公報中都沒有提到台灣歸屬問題，此後在中共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時各國的已知的處理方式如下：
一、不涉及的有六國。
二、表示注意到（take note）的有加拿大義大利巴西等十一國。
三、表示知道了（acknowledge）的美、澳、西、英等九國。
四、表示尊重、理解（Understand；respect）有日、菲兩國。
五、表示承認（recognize）的只有三國，是馬爾地夫、幾內亞比索、尼日，都是不重要的小國。
各國寧願得罪中共而不表「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就是藉台灣地位未定論保護台灣的手段。
地位未定論實際上是提供台灣對前途最大的選擇自由，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得以行使自決的權利而爭取國家在國際上堅強的法定地位和國際人格。
回顧三十多年，我們看到了國際上無數人不畏強權，為我們的國際前途仗義執言，甚至機會，甚至努力，但是國民黨只像瘋狂的唐吉訶德，憤怒地拿起古董長槍，要打倒他們的仗義執言，要打倒他們提供的機會，要打倒他們的努力作戰，要打倒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乃至於國民黨自己存在的基礎同時國民黨也真如偉大的外交戰士沈劍虹說的，一一把他們打倒了！
一直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才想一方面拿最後唯一的本錢－－人民主權的原則，對外主張排除中共接管台灣，但是一方面對內偷偷地拆「人民主權」的台，但是瞞得了誰呢？
國民黨把他的失敗歸咎於全國際社會都背棄正義和公理，背棄了國民黨，然而正義公理畢竟仍在國際社會，甚至國際社會大部都未嘗背棄國民黨，只是國民黨拒絕登上國際社會另外為他們搭起，要他們粉墨唱作的搖搖欲墜的舞台。
國際正義和公理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只要他存在一天，那麼親國民黨有如雷根，都不得不每年提出人權報告戳穿國民黨「內外分開」的「人民主權」把戲，而公信如特赦組織者更不用說了。這樣，國民黨憑什麼拿他和台灣存在國際的最後一個立場「人民主權」原則，說自己代表台灣民意到國際上去保護自己呢？
檢討了三十年台灣地位的動盪後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並不認為，台灣自決的國際環境毫無險阻，但是自決是我們被逼到絕境的最後立足點。
自決的潮流在戰後，使亞非上百個國家一一脫離強權的桎梏一一重獲新生，無數例子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眼前，我們決不相信台灣住民會悲慘到成為唯一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