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良傳奇
四十年來最神秘的蔣夫人
1987.01.25
新觀點週刊
言正平
蔣方良惟蔣經國馬首是瞻
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由於她是俄國人，又由於她在台三四十年很少公開露面，一直被人視為很神秘的女人。她的神秘是：到了她成為第一夫人「母儀天下」之後，有關她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學歷等等），從未公佈，顯得非常神秘兮兮！
照蔣家王朝的「祖制」，第一夫人為全國婦女的領袖。－－「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總會」的總會長。而這一「尊榮」，至今仍由蔣宋美齡把持，沒有蔣方良插手置喙的餘地；不但如此，當蔣經國為國防部長、行政院長之時，國防部及行政院的「婦聯分會」主任委員，也沒有她的份。在蔣方良成為總統夫人時，還可說「婦聯總會」總會長蔣宋美齡不肯退位之所致。行政院與國防部分會的主任委員，也不讓她幹，這就不尋常了。
「反共抗俄」害了「第一夫人」
據說，問題發生在不論「婦聯總會」或「婦聯分會」，全名均有「反共抗俄」的字樣，蔣方良的籍貫為「俄」，不論做分會的主任委員或總會的總會長，都會發生自己「抗」自己－－「抗俄」的障礙。為了避免這個尷尬，所以乾脆只做蔣經國夫人，不要沾惹「第一夫人」這個名號，於是蔣宋美齡應升格為「蔣太夫人」而沒有升，居孀之後至今，仍以「蔣夫人」－－第一夫人名號，擁號自娛。這種鮮事，真可說是古今中外所罕見。
蔣方良因為既有「俄」字當頭的障礙，又有一位「鮮」婆婆壓頂擋道，乃只好做她名不正、言不順的「蔣總統經國先生的夫人」。如果正名的話，她自一九七八年蔣經國擔任總統之日起，應即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夫人」；叫得順口自應稱為「蔣夫人」，而她竟被稱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簡直就像繞口令一樣，不僅使叫的人叫得十分不順口；也教聽的人聽得十分不順耳。其之為「言不順」，自亦是沒有可置疑的。
「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是否因為名不正、言不順，而始盡量避免出頭露面？吾人不得而知。但因她過份深藏不露，以致使人對這位紅眉毛、綠眼睛「母儀天下」的第一夫人，更加感覺其「神秘」得不可尤物了！這到底是她的聰慧還是悲哀？人言人殊，至今迄無定論。
王昭君和番，蔣方良和漢
我們從已出現的極少數有關她個人資料的記述，去作推斷：她應是一位頗能安於現實，迅速適應環境的「聰慧型」人物；而再看她努力五十餘年的結果，所得到的，卻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名號，則又似是命運相當「悲哀」的女人。她的「和漢」故事，和二千年前王昭君「和番」的歷程，有著各有千秋的終局。此中丘壑，頗值探討，亦為ㄉ本文所由作之目的。
國民黨逃到台灣以後，用盡吃奶力氣宣傳「反共抗俄」；「共」是共匪；「俄」為俄寇。由三十七年以來，談到共匪俄寇，任何人直接的反射就是聞共聞俄「色變」！蔣經國的床頭人、「牽手」，竟然是純種的「俄寇」方面嫁過來的女人；其使人感到疑慮和恐懼，自然不在話下了。因是三十多年來有關蔣方良這個俄國女人的來歷，以及她神秘面紗背後的真面目，遂成為人們私下常常討論的話題。然而蔣家朝廷以及蔣方良本人，或亦有感於此，更把她包裝得密不通風！模模糊糊一片，神神秘秘形象；連蔣經國登基就職總統的大典，也只讓她坐在觀禮席的前排，讓電視以中景距離掃瞄一下，從未把她作為特寫的對象。報紙、廣播也都沒有兩樣，遂致人們對她越不了解而越感到好奇！關於她是否「俄寇」派在蔣家的「特務」，時時在人們的耳邊響起。
又由於有關她的資料非常貧乏，我們只能從相關人物已出現有關她個人的資料，或有關連性的資料作為探討：
江南的「蔣經國傳」，第五章（主任．技師．廠長），對蔣經國這一段中俄聯姻結合的過程，著墨不多，僅作如下蜻蜒點水式的敘述：
芬娜與尼古拉的愛情故事
（按：這時蔣經國留俄已十年，且已奮鬥上進為烏拉重機械廠〔URAL HEAVEY MACHINERY PLANT〕的副廠長）
他自己節節高升，代表管理局參加了廠內工資衝突委員會工作，和工人職工代表，一起解決工資問題，被任命為工人航空學校招生委員會的主席，為工廠寫「工廠改良生產組織建議書」，在黨內參加支部書記工作，為五年經濟計劃的推動，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翌年，晉升為副廠長，兼工廠報紙（HEAVY INDUSTRY DAINA）的主編。
事業得意，帶來了愛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慧眼獨鍾，雙方瞬即墜入愛河。
芬娜出身孤兒，金髮碧眼，有一股俄羅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處處受尼古拉（按：尼古拉是蔣經國在俄國時使用之俄文名字）副廠長的悉心照顧，內心感激不已。她的回報，經國臥病，竭力奉侍湯藥，情意綿綿。
芬娜且是共青團員，和經國同屬組織裏的成員，於是一申請，蘇聯黨政機構，欣然同意，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揚的「國際歌」聲中，一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據說證婚人，是現在台灣擔任立委的王新衡。
芬娜女士，到中國後，改名方良，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中華民國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長子艾倫，中文名字蔣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愛理，學名孝璋，後來做了俞大維的媳婦，在美國奧克蘭定居。
床頭旁邊的一著暗棋
江南所說的蔣方良，(１)原名芬娜（FAINA）；(２)出身孤兒，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即在烏拉重機械廠做女工；(３)就在烏拉重機械廠和副廠長蔣經國墜入愛河；(４)她和蔣經國因為同屬共青團團員，所以蘇聯黨政機構欣然同意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５)他們結婚的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三月，證婚人「據說」是王新衡；(６)同年十二月（一九三五）生下長子蔣孝文，(７)次年（一九三六）生了蔣孝「璋」。以上七點，有一點可以補充，有二點根本錯誤。
先談兩個錯誤的地方。
第一是蔣經國夫婦結婚時的證婚人不可能是王新衡。因為一九三五年時王新衡在上海當特務頭目。
第二是蔣經國的女孩出生於一九三八年，由蔣介石以電報告訴蔣經國命名為孝章，而非孝「璋」。
補充的部份為：芬娜小姐原為帝俄沙皇王朝貴族之血胤。她的父母在蘇俄十月革命之時，死於亂兵烽火之中，她在兵燹劫餘被送入孤兒院收養。蘇俄政府對這些孤兒施以最徹底的布爾什維克教育，經過嚴格考核，始准申請進入共青團的團員並分派工作。因此，她至少在與蔣經國結婚之時，「表現」得十分令俄共滿意的。甚至，還可能賦予某種「任務」，或使她成為蘇俄佈置在蔣經國床頭的一著「暗棋」。否則的話，那時（一九三五年初）蘇俄對蔣介石正是敵視、仇視達於最高潮的時候（也是中共二萬五千里流竄陝北的時候），詈之為「大魔頭」、「大反動」；那麼，批准一個俄國女子與「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結婚，以俄國格別烏（KBG）特務工作之綿密，處理這一件事之時，絕不可能忽略掉未來、長遠對蘇俄效益的考量。這是常識的問題，絕非神經過敏的過慮。
飽受蔣介石的輕侮
此所以，當蔣經國夫婦自俄回到中國之時（時在西安事變之後，蔣、史關係處於微妙狀態之下），中國的特務，包括軍統與中統即有流言傳入宮廷，說詞是：「蔣經國娶的俄國婆，就是史達林安排在蔣家的一個格別烏特務。」此一流言，當時甚囂塵上。據熟悉宮廷秘辛的人說：「蔣經國的俄國婆是格別烏特務，先在元老近臣中傳開，繼而傳到蔣夫人的面前；所以當蔣經國帶了俄國婆和兒子蔣孝文到杭州請見父親時，在『澄廬』（蔣氏西湖別墅）的門口被擋住兩個禮拜，不得其門而入。在這兩個禮拜中，只能遙望父親和晚娘相偕出門上車時的遠景，咫尺天涯，骨肉乖違。後來是戴笠教他在父親出門上車之時，帶妻兒跑過去跪在委員長和夫人的面前，叫爹叫媽，才算打開了這個『結』。他父親讓他和妻兒在『澄廬』內父子會會了一次，談了什麼，其他人自是無從知道。但是他父親與他匆匆一見之後，即時叫他回溪口『閉門讀書』，並令戴笠派一批特務看管以及逐日報告兒子的言行，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官邸上自侍從室下到侍衛室，當時私下談話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蔣經國的問題。」
蔣經國被他父親命返溪口「閉門讀書」，蔣方良在經過杭州謁見公婆的過程，她對蔣家公婆的威儀必有感受。所以，她必須很迅速調整適應蔣家「宗法家庭的家法」。在溪口的第三天，就表演了一齣中國式的「拜堂秀」，拜得沒有出岔，可見其「聰慧」之一般了。據夏明曦的文章有一小段說：
禮堂就是他家的「報本堂」。他們的婚儀，完全老式：新郎蔣經國，身穿長袍黑馬掛，頭戴呢帽；新娘方良鳳冠彩裙，一如戲台上的誥命夫人。「報本堂」裏燈燭輝煌，伏豬伏羊，絲竹大鳴。行禮如儀，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禮畢，鞭炮齊鳴，鑼鼓喧天，送入洞房。（引自江南「蔣傳」所引者）
由共產變資產
據曹聰仁的「蔣經國論」所說，蔣經國「閉門讀書」的一年多，並未與他生母毛夫人同住在蔣家的豐鎬房，而是給住在剡溪之邊、文昌閣之下的一棟洋房，供小倆口子居住。這時，蔣方良努力學說奉化話、學吃寧波菜、學著打麻將，一付中國資產階級家庭婦女的模樣，學得微妙微肖。而蔣經國在行動上也不自由。
西安事變，對中國以後歷史的變軌影響之大，凡是研究歷史或關心時局之人，皆能道之。而蔣氏一門父子間關係之改變，以及蔣介石心理上意識形態的更遷，則為一般人所忽略。具體的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則蔣經國能否在一九三七年為史達林釋放回國？在在是為疑問。再具體一點說，蔣經國可算是西安事變的最大受益人。
大凡稍為留心現代史的人都知道：在蔣經國留俄以前，緯國受父親鍾愛的程度可說超過經國。據接近他家的門生故舊說法，肇因於蔣氏公然與陳潔如結婚之時，與毛氏夫人琴瑟失諧，蔣經國在自己生身母親與父親之間，袒母親而忤父親。即已引起做父親的極端不快！由是不論在上海、在廣東，都多數是把蔣緯國帶在身邊。而緯國對於陳潔如這個「上海媽媽」，也能乖順和平相處。同時在學業的表現方面、待人接物的應對方面，又能使得父「母」與父執輩的讚美和「滿意」。而在另一方面的蔣經國，在上海萬竹小學讀四年級，即因參加學潮示威遊行而被開除；再到北平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還沒有開學，再因參加示威遊行，又被段祺瑞的政府抓去關了一天。儘管這些參加「示威」的事，均是少年人血氣未定的一種盲動行為；但是在一九二０年代的中國，一個十三四歲小學生在求學時而會被「開除」，則被視為一項莫大的「污點」！很難博得家長與長輩的同情。因之，蔣經國在北平釋放之後，南下廣東面父，做父親的也沒有給他好臉色看。－－在黃埔的校長寢室中，緯國仍睡他原有設置的行軍床；經國則打地舖睡。
血氣方剛的蔣經國
接著，一九二六年，俄國開辦孫逸仙大學，在廣州及上海兩地招生；國民黨大員子弟，則可享有免試保送入學的特權。這時蔣介石把兒子送去俄國，「趕時髦」的成分究有多少？也屬存疑之列。最可能的心態應為：把這個小學沒有畢業（萬竹小學五年級）（吳稚暉的海外補習學校還沒有開學，即因示威被捕），即遭開除命運的兒子，感到傷腦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讓他越過初中、高中兩個階段，成為「留俄的大學生」，自不失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至於以後官書所說的：「讓自己的長公子去瞭解蘇俄」的說法，則恐未必。
如果真是如此深謀遠慮，「讓自己長公子去瞭解蘇俄」，那麼，為了自己兒子的安全，第二年「四．一二」上海清黨之後，也不會做得那麼徹底了！再從以後的過程看，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對於有沒有蔣經國這個兒子，似乎不大放在心上。否則的話，縱使中俄斷了交，世界其他國家，與中、俄兩國互有邦交的仍不在少。一個中國的「最高領袖」，如肯透過第三國的外交渠道，向俄國密查蔣經國訊息，和給予經濟上之接濟，絕對不是難事。何至於長達八九年而毫無聯絡？必迨及西安事變，自己失去自由之時，始想起「經國、緯國兩兒」，不但對宋美齡交代「余之子，亦余妻之子」，又在周恩來來訪密談之時，周仍稱蔣為「校長」，「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以上周恩來密談之事，見於張國憲所著「我的回憶」書中。張國憲在西安事變時，為中共黨的副主席，可信度自是極高）因之，我們說蔣經國為西安事變的最大受益人，並非無據。
史達林老謀深算？
我們但看這次西安事變周恩來扮演的角色；先是慫恿張學良「反蔣」，繼又因為史達林不支持「殺蔣」「羈蔣」的做法。他由陝北的保安（不是延安，那時延安還張學良東北軍控制之下），潛赴西安，一方面要執行史達林意旨勸張學良「釋蔣」；一方面又要向蔣氏示好，以博好感－－達到史達林所定下的「聯蔣抗日」之目的。是則所作的「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的說詞，以挑逗起蔣的「思子之意」，就極可能也是史達林老謀深算的一貫作業之一。甚至可以說：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這將近十年時間，史達林手上控制住蔣經國這一籌碼，也是留為有朝一日對蔣介石作必要「運用」之需。所以周恩來有備而來，才能「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
吾人基於此一認知，也可知道蔣經國羈俄期間，史達林對於這一籌碼的「經營」，是煞費苦心的。既然是煞費苦心，那麼對蔣經國娶俄國婆的婚姻問題，自不至未作必要的效益考慮。那末，當其回國之後，ＣＣ與軍統的特務所散佈的「蔣經國的俄國婆，就是史達林安排在蔣家的一個格別烏特務」的流言，也不能遽斷是一種神經過敏症的浸潤之言了。
至於蔣方良是否俄國的格別烏特務？這可能只有俄國的「秘密檔案局」檔案之中才能答覆得了。而她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硜硜自守，毫無鋒芒，究是掩飾得毫無瑕疵？還是因耽於富貴的宮廷生活而「忘卻任務」？或是蔣經國駕御有方而使之「變化氣質」？自就不是外人之所得而知的了。不過，據已出現而公開於世的若干報導，透露出來的訊息，也不乏可以供人尋味的地方。如龍中天所作的「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其中第四篇「由『蔣副部長』到『蔣部長』時代」，即有如下一小段的敘述：
蔣經國存有戒心？
……先總統如有出巡或去某一地方，總是事先經過參謀作業，做好警蹕安全的萬全準備而後始大駕出發的；蔣經國則是不讓你有任何的準備，他高興什麼時候去那裏，就什麼時候去那裏。經常是他去金門、馬祖，連他夫人蔣方良都不知道，他說走就走。他的侍從和安全人員在隨侍出發前也不知要去那裏，必待車輛到了機場或到了碼頭，上了飛機或上了軍艦，然後才知道目的地所在。……
似此，連自己的行蹤都不讓自己的妻子知道的事，並非龍中天獨得之祕，大凡國民黨中稍為接近核心的人，固無人不知也。夫妻，人倫之大也。居然「保密」到這個地步的鮮事，恐怕也是古今中的罕例！這種罕例，究是蔣經國天生「疑忌成性」？還是蔣經國對他這個俄國夫人存有戒心？也頗值得思索。
總而言之，蔣經國這位「俄國婆」夫人的神秘兮兮，以及出乎常情之外的「深藏不露」，和蔣宋美齡之唯恐不出風頭，予人有太大不同的印象。這個謎，相信將來總有一日會被史家打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