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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7自由時報
從公投立法至今，唯一成立的公投案是排除公投法適用的澎湖博弈公投，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結果，尤其在民間社運發動的美牛公投，因為二階段連署的高門檻而夭折；至於台聯的ＥＣＦＡ公投則因公審會的實質審查而鎩羽，在在證明公投法下的公投實踐是死路一條。
如何解開這個死結，公投法補正是一條可能的路徑：降低連署雙門檻，排除成案的投票率限制，以及公審會回歸程序審查，政府應該幫助公投的審議與成案等，這些大方向都沒有太多的爭執，但就是無法成為立法院修法補正的動力，最大的問題不在法理，而是統獨政治的表態與象徵。
自公投立法以來，除了公投綁大選，總統發動防禦性公投的政治操作爭議之外，公投（referendum）一直與人民自決（self-
determination）有著高度的重疊，甚至被視為一個階段性的工具，也因此關於公投民主在台灣的辯論，往往不在民主制度深化的脈絡下，不是問：公投民主如何補代議民主之不足，而是懷疑公投如何加速台獨的發展，忽視了台灣代議民主的失靈下，另一個公投民主支柱建立的必要性。而一黨獨大馬政府的表現不就是一個顯著的警告嗎？
這個統獨無限上綱的對抗，在過去台灣民主的進程中屢見不鮮：關於總統直選的爭議上，在全國不分區的規劃上，都曾經上演過以統獨來壓制民主的劇碼，實踐的結果證明，化獨趨統的馬英九可以在總統直選制度下高票當選，當時主張間接選舉的反動派，現在反而成為直選下的受益者。
所以，為了讓台灣公投民主有健全的發展，以補助逐漸失能的代議體制，補正公投法必須回歸人民自治為價值，讓公投法成為人民、聚焦公共政策的公投。如此由下而上的精神，勢必將總統與國會的公投發動權取消，限縮政治與政黨操作的空間，放大人民發動的自由與主動性，這時才能避免以統獨之名，行扼殺台灣公投民主之實的陽謀。
（作者徐永明 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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