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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自由時報
如果說民主政治是人民治理、以民為主的政治，那麼無論是代議制或直接民主制，最後的權力來源應該都要能夠回歸到「人民」或至少回應「人民」的需求，不是嗎？公民投票便是一種在代議制之外，人民能夠以實質行動參與政治事務的重要權益，同時也是人民的權力，而非僅只是權利而已。在此基礎上，試問，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核能發電的去留，或者透過公民投票來討論之前的ＥＣＦＡ與美牛議題，到底有何不妥之處？無奈的是，這些攸關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儘管在許多個人與團體的努力之下，仍為目前爭議甚多的「鳥籠公投法」所擋了下來。
因此，或許我們應該要問的是，到底是誰不讓「人民」行使這樣的「權力」，還以似是而非的言論與手段百般地阻撓？如果我們都同意「人民」才是民主政治中的主角，而非受國家機器宰制與操弄的對象，那麼執政者為什麼不能夠／不敢透過公民投票方式來讓真正的主角行使其權力？德國、瑞士與義大利近日來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有關核能發電的去留，凸顯的不正是民主治理的內涵中，「人民」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對象，而非國家或甚至是個人、財團的利益嗎？難道執政者仍意識不到這一點，還希望以高高在上的威權姿態，阻止人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嗎？
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傅柯（Foucault）在考察十七世紀之後逐漸形成的「國家理性」中即指出，國家治理的對象從過去的「個別的、活生生的個人」到人與人彼此間的「社會關係」，最後成為關注的只是有關「人口」的問題。「人口」一詞的內涵已經是除去了那種個別的、活生生的個人，而只剩下國家治理上的意義。傅柯詳盡地指出此一「國家理性」關注的不再是個人，而只關心國家自身的存續與發展。個人只有在與國家力量的削弱或強化有關時，才會為國家考慮進來。在這種情況之下，儘管個人獲得了空前未有的自由度，但與此同時，也失去了作為發聲與行動主體的可能性。然而，公民投票的意義便在於彰顯人民對國家治理上所具有的「權力」，而能夠突破此種國家理性的完全宰制。
同樣地，無論公投結果為何，作為行動主體的人民自也應當承擔其後果。現行的公投法不僅在諸多面向是可能違憲（例如公審會的設置），甚至還有侵害人民權利／力的可能性（例如連署門檻過高等）。因此，我們除了要肯定公民投票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之外，更需要的是一套能夠真正運作的公投法。在此之前，我們得要不斷地提問，那麼到底是「誰」剝奪了人民行使公投的權利／力呢？
（作者劉育成 為政治大學社會系博士、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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