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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蔣介石父子為掩飾其罪行與責任，採取禁止公開討論和文字出版來淹沒事實，在必要時才對特定的對象提供扭曲的歷史做為辯護。持續很長的時間，「殖民地餘毒效應」和「共黨策動說」是中國黨的官方說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蔣介石派遣的軍隊在3月8日分別從基隆與 高雄登陸，隨即展開廣泛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與搶劫行動。為確認武裝鎮壓的成果，3月17日蔣介石再派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帶領包括蔣經國等30餘人到台灣視察，白崇禧的調查報告就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咎於日本人的毒化教育和共產黨的煽動(林啟旭，1984)。 又如1966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宣傳品《臺灣省二二八事件之真相》一書，其中特闢一節標題為「共匪幕後操縱之明證」。革命過程有共產黨人參與是事實，但據此炮製共黨策動或操縱的陰謀論，就與事實相差太遠，完全是在利用當年的反共氛圍狡辯。
二二八民族屠殺的受惠者之一的馬英九在2006年二二八紀念日即將來臨前，在 中國黨中常會說：「省籍不是二二八事件衝突的核心，官逼民反才是問題根源。」馬英九改以「官逼民反」來敷衍台灣社會，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民族衝突，因為當時有太多的「外省人」受到台灣人的保護。其實，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是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巨大的文明落差的直接結果，許多 「外省人」當時受到台灣人的保護，是因為台灣社會較文明，著重是非辨識，而不像中國黨人濫殺無辜不知愧疚。馬英九在2007年也私下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處長楊甦隸(Stephen M. Young)說，台灣人在二二八罹難人數約900人，特別說這是他當「法務部長」時只有約900人申請「補償」來推斷。這項談話見諸維基解密2007年3月9日台北AIT的電報。
曾於2004年著書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質疑三一九槍擊事件是陳水扁「自導自 演」的中國黨學者朱浤源，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所舉辦的「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大膽指控二二八事件是前美國副領事葛超智支持台獨、醜化蔣政權的結果，而且認為二二八當天「可能」是「暴民」所放的槍，並假冒政府人員所為。朱浤源又於2011年12月在華府漢學會（Washington DC Mandarin Association）發表受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完成之《二二八 研究報告》，假學術研究之名把「長老教會」、「流氓」、「中共地下黨」及「暴動」糅成一團，指基督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不顧一切地扭曲二二八台灣民族革命的意義。
郝柏村在2012年二二八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也以《正視中學史地課本》投書登在2月21日的《聯合報》，其中 提及他任「行政院長」時，儘管已經從寬認定、放寬期限，仍只有1,000人左右接受「撫慰」，據以質疑三民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台北二二八紀念碑關於二二八事件「死亡逾萬」、「死傷逾萬」不正確。
當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時，在1991年曾設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參與該計畫成員之一的吳文星就指出：因為學界當時對死亡人數各說各話，且政府人口統計獨缺1947這一年，最後由人口專家陳寬政根據前後各十年的資料，按自然出生、死亡率，估算1947年的異常死亡人口數，據此認定二二八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約為18,000到28,000人。
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條件事實上很嚴格，需有具體事證才能通過，在人證物證多已滅損的情況下，申請補償困難重重。當年的罹難者當中有很多單身漢，事發60年後若已經沒有近親，就不可能有人出來為他們申請。此外，有人因為不滿中國黨的處理態度，拒絕申請；也有人還有疑慮，不敢申請；有的人後代已經不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有的人生死不明，也無法申請；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 換句話說，根本不能以名不正、言不順的「補償」件數來推斷被屠殺的人數。
同樣的「巨大落差」也發生在白色恐怖受迫害者的「補償」件數。根據1988年11月5日「法務部」主任檢察官陳守煌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議上所提之報告資料， 透露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非現役軍人之刑事案件共29,407件，每個案件牽涉人數不等，案件包括盜賣軍油、貪污和重大刑案等，雖然政治案可能佔大多數，但為數不詳(林世煜、胡慧玲，2006)。 從赤藍集團一貫湮滅其犯罪證據的處事模式，一般估計，實際受迫害人數約14萬到20萬人以上(魏廷朝，1997)。然而，據白色恐怖基金會呈報「行政院」的數目，自1999年起至2007年6月底為止，申請補償的 件數為8,500件，已領補償金者 為13,000人，顯然和實際受迫害人數有巨大落差。
1962年1月27日，台南市忠義國小老師戴華德在學校網球場打完球，被兩位調查局特務在運動場攔路押走，他無法通知妻子自己的狀況，家人及親友好幾天都錯愕地到處打聽他的下落。戴華德隨即被學校免職，妻子和三個幼兒頓失生活依靠，就此一去一年多才被釋回。回來之後，透過各種人情關係才得以重新取得教職，而不是復職。多年後，戴華德才逐漸透露：他被捕後連續被審訊三天兩夜，之後，就再也沒有被問過一句話，更沒有任何審判，蹲了 一年苦牢後，才莫名其妙被釋放。他從當初訊問的內容知道，特務想掌握他在田中國小教書時，和從火燒島回來的台獨份子鍾謙順的交往關係。他們兩人同一天分別在台南與田中被特務非法逮捕。
獲悉白色恐怖受害者可以申請 「補償」後，戴華德向調查局申請「逮捕狀」、「釋放令」或任何他曾被拘留的證明，調查局皆以沒有文件資料搪塞。戴華德轉向軍法處，也被告知「非本處處理案件」。後來，是由承辦法官直接向調查局查詢，才取得書面回覆得以做為「受害證明」。可以想像，有一部份古意的受害者，根本不得其門去取得「受害證明」，當然也就無從取得「補償」。顯然，赤藍集團是故意刁難，讓可以領到補償金的人數短少。
馬英九和郝柏村的言論就是典型的赤藍拙劣狡辯技倆，暴露外來赤藍集團對「二二八民族屠殺」的罪行毫無悔意，尤其目前在中共主子的撐腰下，他們更囂張地 憑藉所掌握的流亡政府體制，在台灣社會曲解歷史、混淆是非。這些仍然盤踞台灣社會的赤藍權貴，因為長期用心術維護其少數人壓迫剝削多數台灣人的統治體制，因此，和當年詐騙、屠殺台灣人的中國黨黨羽基本上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看到這些赤藍權貴及其奴才、幫凶缺乏文明社會的理性與自尊，更激起台灣人的憤怒。
source: (取自《網際時代的台灣民 族運動2.0》第3.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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