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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受到威迫，所不得不承認有罪的「政治犯」「俘虜」「一般罪犯」，皆被國際公約認為是一種可以被諒解的行為，若因為受到威迫與逼供，有些求和的表態，未涉及他人的人身安全，而做出妥協的和解，應該可以為公眾所「接受」。
目前最緊要的，是想辦法把我弄出監獄。在國民黨獨裁之下，任何要把我變成「殉道英雄」的想法，都是徒勞無功，不但愚蠢，而且浪費生命，必須採取任何可行辦法，使我安全出獄。然而，凡熟知中國人政治和心態的人，都瞭解蔣介石必須顧全面子，若想把我弄出監獄，也必須顧及此點。一旦我走出監獄，就有足夠機會否認和反駁國民黨的各種說詞。
很久之後，我很有趣地發覺，甚至美國政府在亞洲國際政治上，也採用了亞洲人特有的辦法。當美國軍船Pueblo號人員被北韓俘虜時，美國為了獲得那些人的安全釋放，同意向北韓「認罪」，雖然在整個事件中，美國始終否認有過任何不法行為。然而，在人質獲釋之後，美國立即否認曾經「犯罪」，宣稱上述「認罪」僅僅是為了得到船上人員的釋放，如此而已。
雖然，這完全不合她的胃口，母親終於同意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她覺得這是被迫，世人必能瞭解。在家人探監的短促對談中，我們並沒有談論這些，但從秘密紙片中，我得到暗示。
母親的親筆函，送達蔣介石。當家人開始送來西裝、領帶、白色襯衫，和一束鮮花時，我預感到新的變化，或將發生。那束鮮花頗使獄卒感到納悶，他喃喃地說：「真奇怪，還有人送花？連一個花瓶都沒有，那來地方放花呢？」
十一月三日，我在下午五點吃晚飯，大約六點，天將黑的時候，看守所長派人召我到他樓上辦公室。他一個人坐在辦公桌邊，桌上攤著一些公文。他撿起一張，嚴肅地說：「你的上訴，已遭駁回，八年徒刑確定了。」沈默了一會，他又說：「這裡還另有一件公文，總統已下令，把你特赦了。你將可以回家。」
我立即問道：「謝聰敏和魏廷朝呢？」他說：「我不知道，公文沒有提到他們兩人。」我再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他顯然要最後一次再玩弄一下他的權威，而寧可含糊其詞，說：「或許今晚，或許明天。你回去房間打點準備好。我們還有一些手續要辦。」
彭明敏，1988，“軍事監獄和審判＂，《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07-208。
翌天早報都登載了我被釋放的消息。我的律師發表聲明說我已「悔改」而得到特赦。所有的黨政宣傳機關都得意地宣傳我已經「認錯」，得到寬恕。其含義是，所有國民黨的批評者、知識份子和台灣人不滿份子，終於清楚認識了領袖的偉大和美德。很明顯地，國民黨自認已獲大勝了。
國民黨政權在基本上缺乏安全感，因此，以「認錯」、「悔改」來羞辱反對者，成為重要政治技巧之一。他們似乎不瞭解，在任何形式的肉體與心理威脅之下 強迫出來的「自白」或「悔過」，不但沒有用，反而對他們的政權有害。他們無法了解，為什麼歐美的重要左派知識份子譴責古巴卡斯楚政權，以脅迫取得古巴有名詩人Herberto Bodilla Lorenzo的所謂「悔過書」，在那份明顯粗製濫造的「悔過書」裡，他被迫形容自己為「卑鄙的、不公的、怯儒的、虛偽的、說謊的」一個人。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11-212。
其後幾個月，給我和家人一個機會，能夠分清真偽朋友。長駐在我們門口的吉普車，給我們的日常生活，投下一道大陰影。有的朋友，在馬路上遇到，便裝做不見，或故意躲開。大學裡的台灣籍同事們都避得遠遠。有的學生，以前經常來我家的、經常恭維我的、或誇口熟識我的，現在都矢口否認與我有關；有些甚至要求校方將我曾擔任他們指導教授這個事實，從記錄上去掉。
所有這些，都使我傷心。我感到孤獨、寂寞。但是這些挫折有時得到一點補償，因為仍有些人，冒著生活和事業的危險，膽敢來看我。有些學生悄悄地來看我太太，探詢情況，表達關懷和慰問。有的大膽的帶著書籍或水果，來送給我。
誰是真正朋友，誰不是，很快就分曉了。我沒有主動去要與老朋友們重敘舊誼。在我目前處境之下，只有讓他們去主動決定要不要維持友誼。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13-214。
中國黨心胸狹小，對於宗教的包容，是因為此類團體肯與黨國合作，但是遇到追求公義、公理、人權、自由、平等的宗派，就認為是叛逆組織，會以其所謂合法程序的法律手段來打壓，先禮後兵，終則滅之。
中國黨只會在選舉時講台語，平常自以為是的用北平話或是英文來提高社會地位，若是遇到專講台語的社團組織、政治團體，會認定是「台獨」組織，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其後幾個月，我注意到台灣長老教會所遭遇的困境。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基督教徒在台灣雖然為數不多，卻形成一個重要的少數團體，幾乎是優秀的領導階層。他們所發揮的影響力遠超過其人數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經由教會和其所辦的學校和醫院，台灣人與西方世界所做接觸，已有一世紀的歷史。在日治時代末期，教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因為基督教徒在學校和教會禮拜中，仍繼續使用台灣語，對於天皇崇拜和日本神道，予以抵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長老教會較未受騷擾，但從一九五○年以後，情況變化了。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15。
美國國務院，是很現實的官場，在美國參眾兩院的民意代表，代表美國的各方利益在國會講話，也會堅持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精神，但近年來有些變質，中共向美國各政黨領袖釋放利益與色誘，美國立國的精神有些動搖。
大約在此時，發生了一插曲。有幾位台灣人和大陸人政界人物，其中有國民黨開明份子、黨外份子、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議員，包括齊世英、郭雨新，決定邀請美國大使一起吃飯，討論時局。大使答應了，時日也決定了。然而，大使館要看當天出席者的名單。原預定約十人出席，我也在內。可是，翌日大使館秘書通知說如果我也出席，大使會覺得非常尷尬，所以，我只有自動退出。我知道我的被捕，已使我變成美國大使館的禁忌了。台灣人一直對於華府和國民黨的關係，尤其對於華府那麼關心蔣介石的敏感，卻不關切台灣人的正當要求和意願，感覺非常困惑。美國官員都知道國民黨如何壓迫人民自由和權利。在我被捕以前，我曾認識一些美國使館官員，經常有機會見到他們。寇克大使（Kirk）曾約好我去談話，雖然最後無法實現。我的案子發生以後，我與美國使館的關係，切斷了。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20-221。
KMT內鬥，各派人馬互搶政治利益，想盡辦法以把持軍情、憲調、檢調、國安，各系統要職，彼此勾心鬥角，毫無廉恥可言。
調查局的一個處長王淦，透過歷史家和作家李敖，邀請我吃飯。他的開場白便是：「警總把你的案子辦得這麼糟，而竟然沒有辦法給你安排一個位置，實在抱歉。胡適先生在世的時候，我是奉命保護他的。你也知道，這些軍人都是老粗，很笨拙的。從現在開始，我們會好好照顧你。」
我與警備總部的關係，從此完全終止了。寧將軍、王軍官、魏參謀和其他警備總部有關人員都失去了面子。不久，我便察覺到警備總部與調查局這兩個對立的特務組織，其人員和做法，有顯著的不同。像寧將軍這種人，多少還保持傳統中國軍人的本色，臣服於學儒官僚的帝王制度。這些軍人直率，認真執行任務，對於文人學者，深為尊敬。他們或許認為文人書讀得太多了，有點古怪、複雜、難以理解，但這些文人卻代表中國偉大的文化，相對之下，我感到調查局的成員大部份是國民黨中最糟糕的份子。這些替蔣介石幹骯髒勾當的特務，大多是詭詐、邪惡、陰險、狡猾、不可信賴，而令人嫌惡。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22-223。
蘇東啟有一位親戚吳文就，也常來我家參加討論。他很得人緣，也受敬重。有一天，他帶一個人叫陳光英，說是他的好友。陳是斗六人，做小生意，台北的人都不認識他。在大家談論的時候，他都沈默著，我以為或許因為他的教育有限沒有什麼意見。有一天他獨自來找我，說將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大約一個月以後，陳光英回來了。他說在日本看到流亡在日本的一些台灣人，包括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他說在日本的台灣人們要向我問候，又遞給我一些在日本出版的獨立運動有關刊物。當我說真了不起，竟然敢冒險偷帶這種刊物入境時，他笑了。然後，他從口袋中拿出一種小廣播器，說可以向鄰居廣播，以及二十萬日幣，說這些都是史明要送給我的。我把日幣退還給他，說我不需要。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24-225。
這時又發生一小插曲。有一天，我看見一部美國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的時候，一個高大的西洋人，帶著一大疊紙包，走下車來，他不理會那些特務，走向我的門口，原來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台灣幾次的時候，我便認識了。這次他又來台灣，前來看我，我們相約，隔天中午，在國賓大飯店，一起吃飯。我進城時，特務們也跟在後面。在飯店餐廳，他們遠遠的站著，然後帶來些機器之類，放在桌上。我猜是錄音機，要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台灣，不久之後，他的台灣入境簽證被取消了。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27。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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