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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台灣，從日本時代轉而中國時代。這個中國是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中國只在台灣，它的憲法立足領域都另飄揚了五星旗。一九七一年之後，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也被取而代之了。
國民黨中國之所以成為台灣的一部分，中國文化之所以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就是這麼說的，殖民者就像風，日本文化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因為它的文化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中國文化也會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中國人在台灣，並不全是中國國民黨人；即使是中國國民黨人，也不見得都是黨國權貴。有些中國人成為台灣人。有些台灣人成為中國國民黨人，且成為黨國權貴。在戰鬥文藝的國策文學宰制時代，也有一些未附和在體制的戰後從中國移入者的文學。
白先勇有當過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的父親白崇禧——他是桂系將領，不是蔣介石所愛。在台灣的際遇算是寂寞，被統治權力邊緣化的。也因此，才不會背負戒嚴獨裁的政治罪責。不幸也是幸，否則也不見得會有白先勇的文學光芒。他與歷史學者合著《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流露某種歷史的深沉反思。
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寫出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中國潰退來台後，官宦之家的感傷、落寞，他的《紐約客》系列，是相應於他留學美國之後，在異地的另一種人生情境——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戰後台灣青年（包括一九四九年之後移入者）的人生寫照。
小說的情境與寫照，從美國又回到台灣，最近南北演出的〈孽子〉就是了。「孤臣」和「孽子」是白先勇小說的精神史主軸，泛社會主義論者或泛道德主義者也許對之有所批評，但白先勇文學之於台灣（甚至中國），就像張愛玲文學之於中國（甚至台灣），是因為流離於政治邊緣而成為煥發光彩的存在。一種流亡心靈的寫照。
這樣的小說比國民黨中國在台灣操作的歷史書寫更真實，印證了「詩比歷史真實」的說法。這樣的文學在國民黨中國在台灣書寫的歷史被顛覆時，仍然會存在。只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要知道在自己的土地被政治邊緣化的小說與詩，才能凝視到那些在黑暗角落的心靈圖像，聽到那些瘖啞卻存在的心靈聲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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