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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鄒景雯／特稿
在馬政府為了接待張志軍採取侵害人權的過當作為之際，江宜樺昨天主動挑起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討論。他是這樣說的：「集體權利，即一整個民族或族群的權利，比起個別一個人享有的權利，可說同樣重要。」
按照江從政後的行為脈絡，這段話被認定是在為「破門」事件尋找理由，如果這個理解沒有錯，江宜樺其實已經間接證實：這是一樁國家侵權與暴力事件。國安、航警、飯店間的太極揮舞已無意義。
不過真要追求甚解，江宜樺「口是心非」的性格缺陷恐怕又要受到挑戰。講到集體權利，必然要從一九六六年聯合國通過兩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把民族自決權首列為基本人權談起，其次，也必然要強調一九八六年聯合國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有關發展權的重要性。
江院長在張志軍來訪期間如果真的這麼重視集體權利，剩下兩天，應該在台灣住民自決方面多多言行一致地發揮一番，正告國台辦發言的不當；而台灣與中國不同民族之間，應該要自由、平等、享有發展機會，不應大凌小、強壓弱，當然也是不能偏廢的議題。假使，二十八號張志軍走了，這些台灣的集體權利，江揆一句沒有，那麼套句江夫人說的：「換來深惡痛絕」，也只是剛剛好而已。
至於江揆說個人權利「同樣重要」，沒說不重要，這是對的。晚近有關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已經由激烈爭辯進入到探尋統合的交集，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不應該是對立的概念，而最低限度的人權更是普世概念，集會、遊行自由正是。
過去兩天，馬政府為了張志軍一個人，把台灣公民的最低限度人權給踐踏在腳底，這果真令人深惡痛絕的錯誤，請江宜樺言行合一地公開道歉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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