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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網路資料）
高一生
高一生（1908-1954），阿里山鄒族人，鄒族名為Uyongu．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曾任吳鳳鄉鄉長（現阿里山鄉）。日文名為矢多一生，有最優等學生的意思。
高一生曾於1927年幫助俄國語言學家聶夫斯基（N. A. Nevskij）調查鄒族的語言與口傳文學，這本俄文專書後於1993年譯成漢文《台灣鄒族語典》出版。俄羅斯聖彼得堡民俗博物館得以展出鄒族的服飾和樂器，也是當時所蒐集。這是高一生首次接觸到西洋人對族人事物的田野調查，日後他認為鄒族不該被漢化，要保有自己特有文化的想法，可能受此事影響。高一生就讀台南師範學校時，受到現代音樂教育，展露音樂才華，之後更加以發揮，創作以鄒族為素材的歌謠，包括勉勵族人耕作的「耕作之歌」，獄中想念故鄉的「杜鵑山」、及思念家人的「春之佐保姬」等。相較於傳統鄒族歌曲的單調，高一生帶入現代的譜寫方式，使歌謠更豐富生動，更具內涵並傳唱至今。
1930年高一生同時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員與達邦分駐所巡查，是極為罕見集教育與警務於一身的原住民菁英特例。他提倡以教育來改變族人被壓迫的命運，並主張農村耕地不但是祖先遺留的黃金更是高山自治的基礎，遂於擔任吳鳳鄉長期間，向國民政府爭取新美、茶山等「南方之地」，鼓勵族人移居該地耕種，並向銀行貸款50萬建設新美農場。高一生深知唯有透過教育讓族人與現代文明接軌，並養成獨立思考能力，才能鞏固自治的理念，而農耕與經濟則是自治的基本條件，因而殫心竭慮教育族人與提升經濟，無形中也改變鄒族傳統以頭目為領導者的觀念，對族人影響甚大。
228事件在嘉義發生時，鄒族部隊分成三隊，一隊留守在觸口，一隊支援水上機場，一隊前往紅毛埤，另外也調度鄒族人保護山上族人和支援維持嘉義市治安。高一生雖未直接參與戰事，但由他指揮族人，展現鄒族與漢人拋棄族群嫌隙的和諧景象。鄒族是228事件中唯一參與戰事抗爭的原住民族，高一生成了領頭的指標性人物、必除對象之一。1952年先被國民黨政府以開會為由誘騙下山逮捕拘禁，當晚嘉義縣長林金生便率員在部落宣布「高君は錢偷竊です（高一生偷用公款）。」並分派發放抹黑傳單的工作，威迫鄒族人聯名聲稱高一生有罪，進行人格抹殺，分化鄉長在族人心中的地位。在高一生被羅織「叛亂貪污」罪名槍決後，家人收到判決書，內容指稱「高一生是共產黨」。從逮捕之前就擬好一套誣衊、分化的計劃、違反司法程序入高一生於罪，整個過程可發現高一生在228後遭政府整肅的脈絡。
高一生致力於追尋族人的福祉，以音樂創作激發族人熱愛鄉土的情懷，用盡巧思提昇教育與經濟來建設故鄉，首開「還我土地運動」等方式為族人爭取土地，是原住民自治的先知先覺者。他也是人道主義者，不分族群捍衛正義公理，雖然面臨生命威脅的228戰事，也義無反顧。無私無悔護鄉護民、奉獻心力的精神，是台灣神的典範。
參考資料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民主開門 自由風吹：反共．民主．台灣路》（台北市：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 : 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200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市：自立晚報，1994）。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聶甫斯基著；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譯，《台灣鄒族語典》（台北市：臺原，1993）。
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吳叡人〉，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市：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325-363。
陳素貞，〈杜鵑山變奏曲〉，《台灣文藝》2期（1994年4月）：38-40。
台灣歷史學社群公共網站／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wthc.azurewebsites.net/?p=74。
延伸閱讀：
228護國台灣神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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