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為網路資料)
高一生
高一生(1908-1954),阿里山鄒族人,鄒族名為Uyongu.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曾任吳鳳鄉鄉長(現阿里山鄉)。日文名為矢多一生,有最優等學生的意思。
高一生曾於1927年幫助俄國語言學家聶夫斯基(N. A. Nevskij)調查鄒族的語言與口傳文學,這本俄文專書後於1993年譯成漢文《台灣鄒族語典》出版。俄羅斯聖彼得堡民俗博物館得以展出鄒族的服飾和樂器,也是當時所蒐集。這是高一生首次接觸到西洋人對族人事物的田野調查,日後他認為鄒族不該被漢化,要保有自己特有文化的想法,可能受此事影響。高一生就讀台南師範學校時,受到現代音樂教育,展露音樂才華,之後更加以發揮,創作以鄒族為素材的歌謠,包括勉勵族人耕作的「耕作之歌」,獄中想念故鄉的「杜鵑山」、及思念家人的「春之佐保姬」等。相較於傳統鄒族歌曲的單調,高一生帶入現代的譜寫方式,使歌謠更豐富生動,更具內涵並傳唱至今。
1930年高一生同時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員與達邦分駐所巡查,是極為罕見集教育與警務於一身的原住民菁英特例。他提倡以教育來改變族人被壓迫的命運,並主張農村耕地不但是祖先遺留的黃金更是高山自治的基礎,遂於擔任吳鳳鄉長期間,向國民政府爭取新美、茶山等「南方之地」,鼓勵族人移居該地耕種,並向銀行貸款50萬建設新美農場。高一生深知唯有透過教育讓族人與現代文明接軌,並養成獨立思考能力,才能鞏固自治的理念,而農耕與經濟則是自治的基本條件,因而殫心竭慮教育族人與提升經濟,無形中也改變鄒族傳統以頭目為領導者的觀念,對族人影響甚大。
228事件在嘉義發生時,鄒族部隊分成三隊,一隊留守在觸口,一隊支援水上機場,一隊前往紅毛埤,另外也調度鄒族人保護山上族人和支援維持嘉義市治安。高一生雖未直接參與戰事,但由他指揮族人,展現鄒族與漢人拋棄族群嫌隙的和諧景象。鄒族是228事件中唯一參與戰事抗爭的原住民族,高一生成了領頭的指標性人物、必除對象之一。1952年先被國民黨政府以開會為由誘騙下山逮捕拘禁,當晚嘉義縣長林金生便率員在部落宣布「高君は錢偷竊です(高一生偷用公款)。」並分派發放抹黑傳單的工作,威迫鄒族人聯名聲稱高一生有罪,進行人格抹殺,分化鄉長在族人心中的地位。在高一生被羅織「叛亂貪污」罪名槍決後,家人收到判決書,內容指稱「高一生是共產黨」。從逮捕之前就擬好一套誣衊、分化的計劃、違反司法程序入高一生於罪,整個過程可發現高一生在228後遭政府整肅的脈絡。
高一生致力於追尋族人的福祉,以音樂創作激發族人熱愛鄉土的情懷,用盡巧思提昇教育與經濟來建設故鄉,首開「還我土地運動」等方式為族人爭取土地,是原住民自治的先知先覺者。他也是人道主義者,不分族群捍衛正義公理,雖然面臨生命威脅的228戰事,也義無反顧。無私無悔護鄉護民、奉獻心力的精神,是台灣神的典範。
參考資料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民主開門 自由風吹:反共.民主.台灣路》(台北市: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 : 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200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市:自立晚報,1994)。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聶甫斯基著;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譯,《台灣鄒族語典》(台北市:臺原,1993)。
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吳叡人〉,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市: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325-363。
陳素貞,〈杜鵑山變奏曲〉,《台灣文藝》2期(1994年4月):38-40。
台灣歷史學社群公共網站/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wthc.azurewebsites.net/?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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