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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網路資料）
宋斐如
宋斐如（1901-1947，本名宋文瑞）台南人，《人民導報》社長、台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
青年時期因不滿日本的殖民政策，於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到中國攻讀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北京大學執教一段時間，轉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日本國情。
二戰後被任命為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是戰後初期的高階公務員中唯一的台籍人士。他關心台灣與中國在文化教育上的磨合與銜接，認為應該先正確認識台灣文化的正體，才能對症下藥改造台灣文化教育的問題，也點出台灣人要能夠當家作主、分辨是非、培養世界觀，才能跟上世界潮流。對於台灣語言的多元，宋斐如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因此與「國語推行委員會」意見相左，他並且不客氣的批評對方是外行人下指導棋。由此可見宋斐如面對事情正直、敢說真話的行事風格。
他期望藉由辦報，使中華文化教育普及台灣，以降低日治後的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隔閡；經核准後與同好創辦《人民導報》，於1946年1月1日發行創刊號，宋斐如擔任社長職務。隨著時局的變化，國民政府的貪腐日益加劇，辦報的初衷轉變為批評時政與揭發社會黑暗面。他常勉勵同仁：「新聞從業者的耳朵要靈一點，要多報導民間不受注意的反應和要求」，《人民導報》不負宋斐如的期待，善盡為民喉舌的職責，此報風引起統治者的關注。1946年5月，宋斐如被迫在公職與報社社長之間擇一，考量報社員工的生計下，自己選擇擔任公職並改任報社顧問，另社長職務改聘王添灯擔當。《人民導報》在6月9日報導高雄警察壓迫農民的真相後，王添灯被高雄警察局長提告誹謗名譽，是當時著名的「王添灯筆禍事件」，《人民導報》受到各方的壓力之下，9月18日再由宋斐如回鍋擔任社長職務。
1946年11月台灣發生受社會關注的「員林事件」，宋斐如以台灣省新聞記者公會代表的身分（他於4月23日公會的首次理監事會議中，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出席「護法守法大講演會」時，除了強烈抨擊時政，也指出中國封建思維導致政治干預司法，對民主、人權造成嚴重扭曲；並點出守法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提醒民眾勿讓政府違法亂紀的作為影響而亂了法紀。
1947年1月1日，宋斐如發表〈本報創刊週年紀念感言〉，淡化原在〈發刊詞〉強調要發揚的「祖國文化」，轉而強調人民力量的重要性，感言中透露宋斐如心境的轉變，聲明自己與民同在的立場，除了為文化教育努力也不忘要報業伸張民意與加強輿論傳播，寄望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在2月初以教育處副處長身分，對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台灣心理建設問題〉，他察覺出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種種缺失，已使台灣走向崩壞的境界，自然完全不客氣的直指政府的不是，並再再強調人民作主的力量。感言發表後不久，2月19日，教育處副處長的職位被「免職另候任用」。
228發生時，宋斐如將自用座車交給《人民導報》記者使用，以趕赴現場紀錄這重要的一刻。後來友人勸告宋斐如暫避紛亂的時局，但他自認未做違背良知的事而拒絕。3月11日，他在家被持槍便衣押走後，消失至今。
宋斐如，反抗暴政不分政權，雖然深陷中國官場文化的醬缸之中，仍保有正直的性格，以台灣為本，針砭執政者的弊端，是捍衛言論自由的先聲者，即便職位不同，以民意為先，與民同在的立場始終不變，他獻身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普世價值的精神，是台灣神的典範。
參考資料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槍口下的司法天平：二二八法界受難事蹟》（台北市：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12）。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4：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宋斐如，《宋斐如文集．卷一》（台北市：海峽學術，2006）。
宋斐如，《宋斐如文集．卷二》（台北市：海峽學術，2006）。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台北市：前衛，2000）。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2001）。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臺北都會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
〈文化企業社開座談會〉，《民報》，1946/5/16，2版。
〈法治政治要確立，人民自由須保障：昨晚護法守法大講演會〉，《民報》，1946/11/29，3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人民導報社發行人改聘應依法聲請變更登記案，http://goo.gl/eRwXyT。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免職案，http://goo.gl/gdSJ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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