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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2015/02/28出版之《台灣神張炎憲教授（贊旨同修）揭碑典禮暨228追思會－追思手冊》）
今天去長榮大學上課，學生說：張炎憲老師的骨灰下午六點回到台灣，他們準備舉辦一個簡單隆重的追思會。三點時分在台灣研究所辦公室前，師生圍著一張圓桌，桌上點燃擺成台灣形狀的蠟燭，在一閃一爍的燭光中，分別回憶他們從張老師得到的啟發。因為今天一二年級都有課，在學的學生都到齊了。
俗話說三歲看老，根據我的經驗，一個人一生所走的路，至遲學生時代就可以觀察到一些端倪，現在回憶我所知道的炎憲，多少也可以證實這句話。
炎憲1967年從東海轉學插班到台大歷史系，與我同學，到今天已有48年之久。在這個漫長的歲月中，我們兩人算熟悉，也不太熟悉。我與他同樣在歷史學界從事研究與教學，同在中央研究院任職，政治取向相同，甚至曾經同在民進黨政府當政務官，照理說應該很密切才對，其實談不上很熱絡，這是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緣故呢？
我與炎憲是否屬於至交好友？我也說不上來。大學時期我們有過深談，他帶我去過當時任教於台大哲學系的姐姐住處，記得有一段時期我們的來往似乎比別的同學多些。但男同學之間多少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競爭關係，難以形成所謂的「推心置腹」，因為那是君臣或上司下屬的關係，不會是同儕。男同學之間，每人都有自己的抱負，都會自恃自己的才情，能互相欣賞而不忌妒就難能可貴了。
大學同學中，梁庚堯、劉石吉和我很早就具有明顯的學術傾向，選定走學者的路；兩位同樣轉學的吳敦義和周天瑞則確定是學術圈外人。炎憲給人的感覺，基本上是學術圈內的，但看來好像不是一頭栽進去的學究。不過在當時台大歷史系所謂看好度的氣氛中，他仍然很有自信。
那個大中國主義充斥我們腦中的時代，史學研究當然要在中國史中見高下。我以胡適、傅斯年、錢穆為榜樣，興趣於上古；梁專注於宋朝，劉則嫻熟明清。不過，炎憲很早選擇研究台灣史，而且相信他絕不會比我們這些中國史學生差。
當時台灣史的研究與教學幾近於荒蕪，政治防範，社會冷淡，炎憲的選擇在同儕中幾乎具有「先知」的意義。這是他的特質，具備樂觀的自信，與我的悲觀自信不同。這樣的性格特質，炎憲終其一生不變。
我和炎憲有一段特殊的友情經歷，不論是同班同學、或者與他共事的同事、朋友，可能都沒有過的吧。
1976年我結束留學生涯，從倫敦東返。當時我採取go over land的方式，路經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搭乘火車、汽車或輪船三種交通工具，經過的是邊界的海關，不是飛機的空港。兩個多月後終於抵達加爾各答，才改搭飛機，經曼谷，先飛日本，然後回台灣。在那個戒嚴時代，走遍世界的台商尚未出現，非公務難以出國，所以我在進入國門之前，決定先去日本，主要看看東京和京都。
那時炎憲就讀東京大學，我連絡他來機場接我。我離開倫敦，隻身走過南歐、南亞已快七十天，如何取得炎憲住址，在什麼城市寫信給他，都記不得了。問題尚不在此，想不到我從加爾各答飛抵曼谷時，碰上曼谷機場大罷工，整個行程打亂掉，不能如期飛東京。當時通訊不發達，無法及時告知炎憲，而我則在機場過了兩夜才得以起程。
我還是飛東京，因為機票不能更改，而我也無餘錢再買改飛台北的機票。當飛機抵達東京羽田機場時，已經深夜了。行程都亂了，如何聯絡炎憲？炎憲當然不知道我何日何時抵達東京。我還記得炎憲夫婦住宅的電話是要經過管理員轉接的，而我的日語並不靈光，所以一下飛機，我就請一位通曉英語的日本青年幫我打電話，果然接通了，炎憲才知道來機場接我。
他住在神奈川縣的一個小鎮，地名忘記，只記得當地盛產水梨。他趕到羽田機場需要多久，我毫無概念。眼看乘客紛紛出關，提領行李離去，機場客廳空蕩蕩，只剩下我一人。東京第一次來，對我太陌生了，我一個窮學生是以教育部公費一張返國機票錢，走完歐亞之旅的，口袋中已經沒餘錢住旅館，所以決定睡在機場客廳，我在曼谷機場不也睡了兩夜！當時只見三兩個清潔人員忙於一天最後的清掃，他們也沒過來詢問這個孤單旅客何以賴在大廳不走。
當我準備躺在椅子上就寢時，一眼瞥見窗外人影走動。此時四下無人，何來人影？我急忙跑出去，一看是炎憲，夜深人靜時，他還一直在尋找我。回到炎憲宿舍，早已過了午夜，遂在他家住下來。往後多虧炎憲和琇梨接待，每日早上我乘火車去東京看博物館，傍晚回來，有時他則開車帶我觀光，上館子。如此一個禮拜後，也是夜晚，炎憲和琇梨送我到東京驛，坐上南往京都的火車才告別，此後我便一個人遊京都。
從我到東京的波折，充分顯現炎憲對朋友的熱情和為人處世的負責。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炎憲新婚，我的造訪其實打擾他們甚大，但都蒙受包涵。
1992年我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炎憲和同學也是同事的樊亞香大概知道我喜歡胡亂揮毫，遂合送我一方雅緻的石硯。亞香從哲學系轉到歷史系，是思想深刻的女子，不幸早在九十年代後期罹患癌症作古矣，而今炎憲亦突然離我們而去，書桌上留下他們餽贈的硯台，我才想起來即使要寫過片言隻字回送他們，再也送不出去了，只剩下這方硯台作為我餘生的回憶。
近年面對國家定位和台灣未來諸問題，尤其公元兩千年中國崛起以來，本土派失去政權的低氣壓下，關懷台灣的人難免陷入莫名的矛盾與痛苦。然而炎憲心裡一直有他自己的天地，他依然樂觀進取，奮鬥不懈，他的人生應該比我遠為快樂，他的「樂觀的自信」也比我的「悲觀的自信」陽光吧。
寫于史語所201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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