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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我的讀書心得(2)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09-09-14

(photo source: 自由電子報,1954年與任教於台大的同事合影(右三為彭明敏,左一為憲法學者劉慶瑞))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不敢明目張膽的KMT,經過阿石、阿國到今日阿九,反共變成親共,是非不分、無法無天,因為硬骨子的台派越來越少,終於使得馬政府,成為中共的樣板。

我們的宣言內容雖然相當激烈,它直搗國民黨政權的基本立場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如「唯一中國合法政府」「反攻大陸」「長期戒嚴」「外省權貴獨佔政權」「台灣籍人士受極端歧視」等等,這些都是國民黨無法否認的事實,也是它的致命傷,使國民黨立場站不住。所以如為它們本身的利益,把這案件化小不渲染是最好的。
彭明敏,2009,"不感覺到意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21。

中國黨用兩手策略,私下友好台派領袖、公開對立台獨主張,要讓台灣人失去戒心,若非真正聰明理性的真台派,馬上就被收買。

休息幾天以後就開始要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了:以後要做什麼?因為我被捕時是台大教授的身份,所以覺得在禮儀上應先向台大校長報告,所以就專程去台大錢思亮校長辦公館拜訪,一開門他看到我,態度非常冷淡而尷尬,在玄關也沒請我進屋,草草幾句就出來了。我的意願當然是再回台大教書,但看起來這是太天真的想法。那要怎麼辦?

我出獄不久,王昇和寧俊興二位將軍就正式請我吃飯,很客氣的恭喜我恢復自由,但都沒談到實際問題。王昇將軍是總政戰部主任,我被捕前曾請我在他們系統的學校兼教國際公法,學生反應似乎不錯。我被捕期間,他看到我時就苦笑著說:「你被捕那天,我們學校校務會議還曾通過聘請你當政治系主任呢」。寧將軍從前我不認識,不過我在青島東路看守所時來看我幾次,很客氣的安慰我,還有一次要我寫政治改革的建言。說起來很諷刺,我和他們的私人關係是友好的。有一天調查局長沈之岳邀請我和李敖吃飯,我們二人到調查局和平東路日式房子改成的招待所,沈局長未到前,我們在客廳等待,我立刻注意到日本式的天花板已被拆下,代以有無數小孔的甘蔗夾板,而我待過的幾所監獄,已使我對這種天花板相當熟悉,我看看李敖,又抬頭看看天花板,他隨即領悟,我們的對話一定會被錄音的。
彭明敏,2009,"以後怎麼辦?",《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23。

以前的跟監,真是落伍,大概是監控工具不發達的緣故,監控人員疲於奔命,現代的阿扁,百分之百受監視,還被押入黑牢,KMT的阿九,膽大包天,台灣人必須自覺。

我出獄回家後,立刻受二十四小時監視,分三班輪流看守,有吉普車、三輪車、摩托車。我家溫州街十八巷的巷口有一違章建築,一對退伍軍人夫妻在賣香煙,這裡就成為這些特務的根據點,也變成關心台灣政治的外國觀光客參觀點之ㄧ。

他們並不禁止我外出,但我一踏出門外,立刻被前後左右包圍,我說這不是跟蹤,而是前後左右擁著我走。我坐公車,他們也跳上公車。我坐三輪車,他們也以腳踏車或摩托車跟著走。我進藥局買東西,一走出藥局,他們就馬上去問店主我買的是甚麼東西。我到郵局買郵票,他們也馬上去問我買的是甚麼郵票。我與朋友(尤其是外國人)在餐館吃飯,他們就在隔壁桌叫菜吃,試圖聽我們在講什麼(我懷疑他們在使用竊聽器)。我太太去市場買菜,他們明目張膽的檢視菜籃內有什麼東西。我的孩子在學校寫週記,別人的週記,隔天就發回,我兒子的,就要送警備總被檢查後,一週後才發回,他們在學校被另眼看待、被鄙視,心理的痛苦無法言喻。我二哥的兒子就讀初中,有一天學校作文題目:「我最尊敬的人」,據說全班都寫蔣總統,只有他寫「我的叔叔彭明敏」,老師大驚,立刻通知家長到校,警告說:「你的兒子思想有問題,要小心」。
彭明敏,2009,"軟禁與家屬受監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29-30。

中國黨習於偽善,阿九是集大成,閣員有樣學樣,馬屁臭不可聞。

蔡培火是一位極端虛榮、偽善,阿諛權勢的機會主義者。他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後,得意忘形,在教會公開場合,怕別人不知道他地位的崇高,刻意說明:「我這政務委員就等於是日本的大臣,你們知不知道」。我的事件發生後,當局不擇手段逼迫我姊姊離職時,他完全與國民黨配合,以許多令人不齒的言論和卑劣行動來迫害她。我看不下去,實在忍無可忍,有一天打電話給他,當面罵他:「你是最可惡的台奸!」他聽了大聲咆哮,我就掛斷電話。
彭明敏,2009,"軟禁與家屬受監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34。

彭明敏是世界級的知名學者,KMT對之還能有所節制;現在的Ma,可就動員司法調查、違法押人、逼人取供,比白色恐怖的手法,細膩又有效果。


我被特赦以後,就接到一些國際會議和大學發邀請信或聘書,要我到國外去。第一是個是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協會會議」邀請我去參加,但是無法出境。我的母校加拿大McGill大學也邀我去教書。另外,密西根大學也正式發聘書,很具體的將旅費和薪水都列出,要我去教書和研究。其他美國哈佛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都表示有意聘請我去,但是我的出國申請有時無法找到保證人(當時出國要有保證人),有時雖然找到保證人,但不准出境,所以都沒有成行(後來知道,是否讓我出國,在國民黨內部曾有激烈的討論,結果都是被否決掉)。

不少有心的外國教授、記者、朋友都不顧監視,到我家訪問。有時我故意請這些人公開到餐館吃飯,讓他們看看特務人員那麼緊張在隔壁桌叫菜監視。有一位日本著名教授,來看我幾次,有一次帶一位年輕女助理來,她幫我帶了一些資料到國外去,就是將資料隱藏在胸罩內,成功的帶出去,所以國外媒體和學界相當清楚我的處境及台灣政治的真相。

另一小插曲是,有一天,我看見一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時,一個高大的洋人,帶著一疊厚厚的大紙袋,不理會那些特務,下車走向我門口,原來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台灣的時候,我就認識了,這次來看我,我們相約翌日在國賓飯店吃飯,赫然發現特務也在鄰桌吃飯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台灣,不久之後,他的台灣入境簽證就被取消了。
彭明敏,2009,"外國的邀請",《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34-35。

安排台派內奸,加入彭明敏的粉絲之中,老實的硬骨頭,亦無法防患,而現在表面民主資訊發達,台派一舉一動,中共政權清清楚楚,選DPP的人,皆黑名單。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台獨刊物、日幣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企圖把我幹掉。我許多年輕朋友被捕,也大都是因為他的密報。他因此得到鉅額獎金,改名換姓,到南美洲作生意去了。

無論如何,許多年輕人經常在我家討論政治和具體行動,這是事實。所以在當局的眼中,我還是在鼓勵或煽動年輕人從事反政府的「叛亂」活動。美國情報機關在他們的報告中也認為我繼續在做反政府的活動,說我似乎想為台灣獨立而「殉道」。
彭明敏,2009,"調查局的威嚇",《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38。

彭明敏堅持要逃亡的原因,並非不顧親情,而是想在國際場合,發揮台灣建國的力量。

我被捕前認識了台南神學院美籍牧師George Todd,他雖然是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一位極活動而有創意的社會運動家。他不是浸在教堂講道,只想拯救靈魂的那種傳統牧師,是對社會的公義、不公義、人權、民主、自由同樣關切的一個行動家。他在美國從事社區組織而聞名。來到台灣以後,也對台灣的政情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非常關切。跟我認識以後,我們常見面,對台灣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嚴重問題,討論和交換意見。他也曾邀請我到台南神學院以台語演講關於人民自決問題。他對我關於台灣政治民主的改革意見,完全贊同。他很喜歡與台灣基層社會庶民打成一片,故被開玩笑說成「流氓牧師」。我被特赦以後,他曾把來到台灣不久的台北神學院教授Milo Thornberry夫妻介紹給我。Thornberry夫妻是年輕的美籍傳教士夫妻,充滿理想,他的思想方向類似George Todd,對台灣的社會、政治、民主、自由、公義表示密切關懷。Thornberry牧師夫人Judith,專研社會學,他對台灣婦女問題,深有興趣,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能否帶她上酒家看看,使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住在陽明山神學院宿舍,所以我有機會就逃離監視,在他們家秘密見面,也透過他,認識數對同樣思想的美籍傳教士夫妻。這些傳教士將成為我要脫離台灣的重要關鍵人物。Thornberry夫妻知道台灣政治犯和家族的悲慘情況,曾經在國外募款對政治犯家族給予經濟援助。為了要給他們政治犯名單,我、謝聰敏、魏廷朝都相當的努力幫助他們密查,並去分配這些救助金給政治犯家族。謝聰敏和魏廷朝以後再被捕、被求刑,這也是其理由之ㄧ。
彭明敏,2009,"George Todd牧師和Milo Thornberry牧師及其夫人Judith",《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44-45。

情勢惡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rnberry陽明山神學院的宿舍,去說明我所面對的惡劣情勢。經過多次的深入討論及分析,他們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就開始勸我應該考慮逃亡到外國。起初我相當遲疑,說我有家庭,也還想為台灣前途做一點貢獻。他們卻指出我一旦喪命,不是對家庭和台灣的損失更大嗎?終於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們反問:「你真有決心冒險嗎?」我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思考相當久了,逃離台灣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敗的話就要接受被殺的危險。可是回想起來,這樣的生活已快五年了,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願冒此險。他們就說,如果你想這樣做,凡是能夠幫忙的,都願意全力以赴。

在這個階段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基本決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體人士,來訪問我,我就把這個決心洩漏給他。他很熱心,他要最後一次公開向美國政府請求,援助我能應聘出國,同時寫一私信給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請他幫忙。同時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傳給東京台灣獨立聯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陽)先生。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台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於台灣獨立運動,雖未曾謀面,但知道此人是誠實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計畫逃亡的具體方法。
彭明敏,2009,"決心逃亡",《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47-48。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18)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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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新書發表 堅持走台灣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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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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