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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我的讀書心得(3)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09-09-15

(photo source: 自由電子報,1970年彭明敏化妝成拳擊手脫離台灣前所攝)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以瑞典作為政治庇護的中繼站、以美國作為舞台,是他的打算,其過程,得到許多國際友人的協助。

經過長期考慮和Thornberry等人討論結果,最後選擇瑞典作為目的國。主要是因為該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已經充分了解我的處境,與我已有連繫,在那邊得到政治庇護大概較無困難。所以還是計畫想辦法坐飛機,飛往瑞典。
彭明敏,2009,"到哪裡去?怎麼樣去?陸路?海路?空路?如何保密?",《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49-50。

回到台北,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毀日記、通信等等個人信件。我從日本小學時就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所以被關的十三個月外,每天的日記都在家裡。我決定把這些日記通通燒毀,包括我認為珍貴的資料,如:我與胡適之先生來往信件、美國棒球名將貝比魯斯(Babe Ruth)的簽名片(我在日本唸小學時,他來日本訪問,我直接寫信向他要簽名,他就寄給我了)、與「國際特赦組織」來往文件,當然包括與宗像的幾十封通信。為此花了幾個禮拜,每日在宿舍後庭一件一件不捨地燒毀。當然我的家人事先並不知道我的逃亡計劃,不告訴他們理由是,我出走後,當局一定會嚴厲調查,若他們先知道,就會被冠上「知情不報」的嚴重罪名,所以為了保護他們,我忍住不讓任何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個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妻兒、母親和其他親屬。我也秘密約見謝聰敏和魏廷朝,但沒有告訴他們我即將出走,僅在心中暗地與他們告別。另外,我寫了一封英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假如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悔改」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在聲明中都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
彭明敏,2009,"脫出前夕",《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57-58。

心神交戰,親情與大義交集,凡人,會選擇平順好走的路,或附和威望之人,然彭氏竟然堅決逃亡,比起阿扁,他較為幸運。

1970年一月一日,就是我在家的最後一晚,我努力不要太感傷,可是傍晚五點以後,情緒就開始起伏,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我坐在客廳沙發上,兩個孩子將就寢前,我叫他們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結果:彭旼一六五公分、彭曄一五二公分,十一點四十分他們就去睡覺了。

一月二日,我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外面正下著大雨,六點左右雨停了。我穿上鞋子,又再拖下,到衣櫃取出手帕,彭旼醒來,從蚊帳內問:「爸爸,你要出去嗎?」我說:「是」,他再問:「什麼時候回來?」。聽到後我語塞,差一點流淚,哽咽地勉強小聲說:「幾天以後了,你好好睡覺吧」。他非常敏感,隨時感覺有異樣的事將要發生。我六點二十分從家裡出來,沒有雨了,在和平東路叫了一部計程車,在信義路和連雲街口的中式早餐店吃甜餅,吃完以後,在信義路口買一份報紙,再叫計程車到傳教士家,他請我喝一杯咖啡,他太太幫忙裝行李。傳教士們合買了一件羊毛外套為我送行,也送我一個用過的行李箱(他們認為全新的容易引起注意)。
彭明敏,2009,"離家,飛離台北",《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70。

向瑞典政府申請政治庇護,還發生一小插曲。他們在我未到以前,早已答應給予政治庇護,但我一到,既無證件也無真實相片,如何證明我就是那個「彭明敏」?在正式辦理庇護的程序上,必須驗明正身,確定我是彭明敏本人無錯。(可以說瑞典當局做事認真,也可以說有一點「官僚」)。他們只好登報紙廣告,謂:「此有自稱彭明敏者,如有能確認者,請來指認」。幸虧我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時,曾認識了一位瑞典留法學生,也到過其在瑞典的家裡,她現住在Stockholm,看到廣告,就來證明我的確是「Ming-min Peng」。竟也有一位瑞典教授說要來作證,這就有一點怪了。我與他未曾謀面,據說他曾讀過我發表過的幾篇法文論述,如此而已。
彭明敏,2009,"Success!!成功了!",《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78。

要關阿扁到死,是為了消滅阿扁所代表的台灣建國意識,台派千萬不要隨統媒、中國黨起舞,把阿扁當作聖人;政治的操作有政治的方法,阿扁乃無罪之人,受到的是政治迫害,壓迫其家人,是用來威脅阿扁就範的手法,非常非常的可惡又可怕。

此次2009年88水災,看不出馬政府的無能與邪惡嗎?


到瑞典四天以後,Bernhard教授夫妻就請我到他家長住,Bernhard教授家族是昔日貴族,他的祖父曾在Stockholm郊外丘陵地上蓋了一座像城堡的大宅第,由山丘上可以俯瞰整個美麗的斯德哥爾摩港灣,全家住在裡面。Bernhard教授是國際著名的生理學家,專門研究生物眼球,任職於瑞典有名的Karolinska研究所,是諾貝爾醫學獎評審委員之一,也是瑞典國王的私人科學顧問。他為人機智幽默。夫人Gullan曾經是歌劇歌星,常在家裡高唱歌劇曲目。他們生活相當貴族化,每天下午四、五點全家喝飯前酒,之後才吃晚餐。也常要開車到郊外散步一小時,風雨雪無阻。我滯留瑞典期間,他們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特別擔心我的安全,我每次從瑞典以外的地方訪問回來時,他總會帶著其彪形狼狗到機場接我,說是要保護我的。他們的仁慈溫情,樂於慷慨暗中施善,使我想起和懷念胡適之先生,中心感動感激,終身難忘。以後我計畫到美國去,最反對的就是Bernhard全家,他們認為我應該在瑞典永住。
彭明敏,2009,"住進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及其夫人Gullan",《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80-81。

中國黨在台灣,被彭氏戳破之後,國際上的反應,一致「肯定」彭氏的作法正確,故得道者多助。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碼常識的人們,都會毫不遲疑地下這樣的判斷。蔣介石控制下的軍隊,頂多是一個防禦力量,而絕不是一個攻擊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賴美軍的軍援,而美援的目標,又僅在保持美國太平洋的防衛線,因此他不可能獲得超過防衛需要的攻擊武器。它的海軍無法在海上單獨作戰,因為它不但沒有主力艦,連保養一隻軍艦的設備也沒有。它的空軍由短程戰鬥機組織,攻擊所不可欠缺的運輸機和長程戰鬥機卻少得可憐。它的陸軍,仍然以輕裝備步兵為主力,機械化部隊和重炮兵只不過是裝飾品而已。

台灣沒有支持反攻經濟的能力,蔣介石儘管全力支持軍隊,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預算做為軍費,但憑這彈丸之地,維持數十萬軍隊平時已苦於奔命,戰時怎能夠供給龐大的戰費?又怎麼能夠補人力的毀滅?

戰爭的目的已不存在,蔣介石雖然在號召自由民主,但處處蹂躪人權,一手把持政權,以特務組織,厲行暴政。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事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嚐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介石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蔣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戰爭目標,誰願為這個獨夫賣命?

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儐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
彭明敏,2009,"附錄二",《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124-125。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做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彭明敏,2009,"附錄三",《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126。

現在的阿扁,已經放棄「ROC是國家」的想法,被關在鬼國的鬼所,覺悟台灣自決建國,才是一條真正的和平之路,不必害怕中共的武力攻台?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帶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彭明敏,2009,"附錄四",《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128。

後言:
彭明敏一生,所追求的是台灣建國指標人物,其有勇氣做為打擊KMT阿石集團的先鋒,在於對生命的意義,有充份的了解,以肉體做為工具,以精神力量推動肉身工具的大用。

阿扁身在牢中,其代表的是台灣建國,受到禁錮,解救阿扁,就是解放建國的力量的一部份;有人說阿扁不能代表台灣,但是台灣選出阿扁總統,卻可以激勵台灣人建國意識的結合。

反扁的台派,還陷在ROC的醬缸之中,真對不起彭明敏的先見之明,阿扁2000-2008運作ROC的憲法、法治,柔性治國,還是逃不過KMT的邪惡軸心,若阿扁若早有心理準備,有如彭明敏先生的當年認知,不但要早早把錢匯到國外,更要全家離台,用國際力量,策動台灣建國。

大家不要妄想什麼ROC了,學阿九,準備全家出走美國,黨產、錢匯到國外,為2012的風雨,作準備。


(全文完,撰於200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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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09-0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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