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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揭碑追思音樂會」追思手冊。
台湾氫年繪製的矢多一生。圖片來源：台湾氫年
他熟知山地行政業務，已有建設部落未來遠景的理念，
與其說有自治想法，不如說他最關心鄉土、族人，
卻被獨裁統治者視為圖謀反叛。
16．自治藍圖
時序回到228事件發生之初，亂世之中，台灣人提出自治要求，[1]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政治改革，[2]由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草擬「32條處理大綱」，第一點即「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3]
無獨有偶，自治亦是高一生在紛亂時局所思索的議題。如同他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前夕的構想，「吾村的地方自治化，並不是掌握在官府手中」、自治以經濟為基石。
1947年3月17日，鄒族部隊撤回部落後，一封以矢多一生（當時一般人對高一生的稱呼）、安井猛（安猛川，時為樂野村派出所所長[4]）為署名的邀請函，以及一張高山自治區組織簡圖的附件，邀請函內容為「邀請山地各鄉派代表至霧社開會，組織高山族政府。」[5]
邀請宗旨為：
混沌タル台湾ノ社會情勢ハ吾等高山地區ニモ影響シ產業、教育、衛生等ノ諸建設ニモ支障ヲ來タスコト尠カラズ｡依ッテ吾等ハ新タナル構想ノ下ニ高山地區ヲ理想鄉ニ致ス可ク政府ノ指導ヲ仰ギ且ツ平地人特志家ノ支援ニ基キ高山地帶（山岳全部）一帶ヲ主体トスル高山地區自治行政ヲ檢討シ現今ノ社會不安ヲ一掃シ明朗ナル高山地域ヲ建設セントス｡
（臺灣的混亂社會情況，也影響吾人高山地區，對於產業、教育、衛生等各種建設，產生不少的阻礙。因此吾人在新構想之下，應可將高山地區化為理想鄉，仰承政府的指導，而且基於平地人有志者的支援，檢討以高山地帶為主的高山地區自治行政，消除目前的社會不安，建設明朗的高山地區。）[6]
自治理想，並非憑空妄想。張炎憲教授剖析，要追溯到1935年10月29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在台北市警察會館召開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主題在討論提升原住民生活，與會者是政府刻意栽培的原住民菁英，這些原住民新生代的中堅分子，被「理蕃」當局視為各族先覺者、未來的領導人，鄒族的代表即為矢多一生、安井猛。[7]
矢多一生發言囊括麻竹栽培、埋葬習俗、水田耕作、獸骨堂等方面，並「述說鄒族行政建設的具體事例，並期望鄒族的生活可以一步一步地逐漸改善，努力將鄒族部落建設為『裕福な村﹑平和な村﹑國語な村』」。[8]
張炎憲教授解讀：
由邀請函的敘述語調之中，可以得知原住民對於自治概念並非陌生，否則豈能開會商議？而且在內容中提出產業、教育、衛生等項目，起草者對於山地行政業務，想必具有某種程度的認識。……
……由此可見高一生在此時已有建設部落未來遠景的理念，而且高一生又身兼達邦警察官吏駐在所巡查，乃是山地行政業務的執行者，對於理蕃當局掌管的行政、經濟、教育、產業、衛生、治安等各項業務，應有某種程度的認知。高一生在日治時代對山地行政業務的歷練，適為爾後在國民政府時代出任吳鳳鄉鄉長並執行山地行政業務一事奠定基礎。
原住民自治商議邀請函在1947年的出現，無異表示原住民熟知山地行政的業務，而且也表現原住民建設家鄉的冀望。高山自治區之組織規劃，頗有日本時代理蕃警察的行政組織架構，或許由於起草人以理蕃警察的組織及其業務為參考來源。在國民政府時代，高一生以鄉長之位階，銳意進行山地建設，雖然來自日本時代的理念和經驗，但阿里山地區具有地下武裝基地和匪徒逃亡之地等印象的特殊複雜環境，易使國民黨政府聯想自治行政和建設。……[9]
這樣的理想，與矢多一生告訴長女高菊花自己「比較喜歡希臘斯巴達城邦的政治型態」，[10]是一致的。
張炎憲教授將1947年自治邀請函，和1950年5月22日《中央日報》陳學明記者的〈山地建設進步中－臺南縣吳鳳鄉山胞訪問記〉專題報導一起分析，報導內容「敘述在吳鳳鄉達邦村的專訪及其印象，並提及吳鳳鄉在行政、經濟、教育、衛生方面等建設」，其中經濟建設分為農業、林業、畜牧、新美農場。[11]
張炎憲教授綜合後讚揚高一生：
……吳鳳鄉的建設進步，有所成果，自然和鄉長的遠見和擘畫有關，而其時的鄉長正為高一生。
……高一生在日治時代由於職務的關係，對於提昇鄒族人生活水準的問題，諸如增進鄒族子弟的教育程度、推廣農業新知、改善衛生習慣等，經常思考籌畫，希冀鄒族部落的未來得以邁向富庶境地。因此在記者的觀察下，鄒族處於積極建設的狀態，而攸關族人生活水準的經濟建設，更是不遺餘力。
……如此的銳意建設，如非有遠大目標和全盤規劃，不能為之。
……若謂高一生有自治的想法，倒不如說高一生最關心之處為鄒族村落的建設、鄒族人之生活水準，即鄒族人之光明的未來遠景。[12]
張炎憲教授精闢的剖析與感動人的文字，再多的補充，都是多餘的。
對鄒族來說，有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時時刻刻為族群設想，以族群的利益為出發點，是美事一樁。然而，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事情可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獨裁統治的國民黨，認為原住民主張自治，就是「意圖顛覆政府」、「叛亂行為」、Trouble Maker。
這份討論高山地區自治的會議，後來雖未如期舉辦，[13]但邀請函已被南部綏靖區司令部視為「匪徒文告」，[14]1947年4月2日的台灣南部綏靖區司令代電文稿紀錄：
……據高雄縣警察局陳局長鈞部派駐高雄情報組蔡組長來部面稱：
（一）台南縣吳鳳鄉自稱代表矢多一生、安井猛2名，共同署名發出油印通知鼓動高山族，每鄉派2名於4月10日台中霧社開會，圖謀反叛，……
（二）高雄縣於4月1日召集高山族代表，即高山族頭目會議時高山代表自動報告說，也接到上項油印通知，誠懇表示決不附逆，絕對服從政府法令，同時他們建議仍拿著是項通知，去霧社開會，藉作如下工作：（1）勸導其他高山族勿為奸匪利用；（2）利用高山族力量，將潛匿高山地區奸匪捕獲解辦；（3）高雄縣屬高山族佔全省高山族總人數三分之一強，高雄縣屬之高山族可以起領導作用，高雄縣府對高雄縣屬之高山族有絕對把握不致參加叛逆行為。……[15]
張炎憲教授看出「整肅異己，秋後算帳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手腕。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初嚐到國民黨鎮壓殘殺的滋味。」[16]鄒族因為228紛亂下山支援漢民族、追求烏托邦理想的高山自治，已被圈選成摧毀的必要目標，只待時機成熟收網。
參考資料：
[1]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2015年增訂版》（台北市：玉山社，2015），頁69-74。
[2] 〈告全國同胞書〉，《台灣新生報》，1947/3/7。
[3] 〈三十二項要求，處委會已向陳長官提求〉，《人民導報》，1947/3/8，2版。
[4]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2/23。
[5]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2014年10月），頁14-15。
[6]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5。
[7]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5-16。
[8]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6。
[9]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5-16。
[10]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8。
[11]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6-17。
[12]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7-18。
[1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302。
[14]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4。
[1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76。
[1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頁7。（原著作出版年：1995）
（未完待續，撰於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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