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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揭碑追思音樂會」追思手冊。
1950年，高一生（右）穿工作服接見省政府民政廳官員。圖片提供：高英傑
情治人員捕風捉影，對高一生、湯守仁進行「政治發展」，
臥底、跟監，並部署分化與清鄉工作，
另一方面進行懷柔、攏絡，使其卸心防。
18．遭設局「政治發展」
1950年4月25日，保安司令部特務逮捕「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簡吉，接著追捕同夥，後於10月5日逮捕「匪諜」劉水龍，「牽扯出台南縣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等原住民藏有大批武器，準備作為中共犯臺時的接應。」此案定調「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阿里山匪黨武裝組織」，此事開始被情治人員進行「政治發展」。[1]
同案被捕的楊熙文說詞，「阿里山地區原住民年長者多擁戴鄉長高一生，年輕人則擁護湯守仁之外，並未明確證稱高、湯二人加入中共地下黨，將擔任內應的事情。」另一名同案被捕的林立醫師，明確否認高一生、湯守仁兩人具共產黨員身分。[2]
特務在意的，並不是證據，而是「忌憚高一生、湯守仁在山地區域有大量原住民群眾擁戴服從，甚至還具有強大的火力與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3]
10月9日，湯守仁被情治單位偵訊，他說明自己和高一生不是共產黨，而且高一生對中共地下組織有戒心，也因為高一生的反對，共產黨的工作無法在阿里山進行。但湯守仁認識山地工作委員陳顯富，埋下禍因。[4]
10月13日，高一生被召見到台北，安排與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處長林秀欒、省主席吳國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面談。[5]
10 月15 日，湯守仁簽具悔過書，並和高一生共同宣誓「貫徹政府命令，堅決為反共抗俄革命事業努力奮鬥。此次返鄉後誓將潛伏山地內之所有匪諜完全肅清，並策動曾經參加或為匪黨利用之山胞向政府坦誠自首。」二次自新。[6]
高一生、湯守仁於10月21日繳交一批武器（機關砲彈、七粍機銃彈等），將此視為交換條件，希望政府提供物資給貧乏的山地，但11月10日湯守仁又再次交出武器彈藥。可以說，從1950年10月21日至1951年5月間，阿里山地區陸續繳交武器，情治單位始終懷疑武器數量、猜忌是否有武裝基地，且認為顯示228後的「自新」（1947/4）不誠。在不確定因素下，政府先採取懷柔手段，調湯守仁為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高一生鄉長兼警察派出所巡官，以期擴大破獲共匪組織。[7]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的回憶與見解：
父親把一部分帶回來的武器［228］繳出去，但顯然不是全部都繳。因為剛開始把武器運回來的時候，為了安全起見，他主張槍彈分離，有的人家裡放槍枝，Tfuya（特富野部落，今阿里山鄉達邦村境內）的幾戶人家跟我們家保管子彈，這些子彈也不是要拿來做什麼，繳械之後，族人若要打獵，仍會來找父親要子彈，一次就給一排，一排共5顆子彈。
也就是說，如果湯守仁沒有堅持把武器留在山上的話，我看清鄉部隊不會只集中在一個地方，不會有所顧慮，一定會跑到Tfuya、Tapangu等部落，大肆屠殺，那鄒族不是只有犧牲我爸爸、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等4個人，而是犧牲40個人都有可能。[8]
1950年10月後，蔣介石總統要求「加強臺灣省山地區域之警備」，國防部責成保安司令部，於全台各地山區設立「山地治安指揮所」，基於種種現實的困難，預計1951年1月完成。[9]
在這種背景之下，1950年10月，保安司令部在阿里山奮起湖成立「山地治安指揮所」，[10]指揮官林秀欒、副指揮官陳世昌，開始進行分化與清鄉工作的部署。[11]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陳中禹，從檔案局的史料、檔案得出此過程：
於是1951 年這段期間，山地警備體系在山區不斷地膨脹成長，體系內的情治人員為了「表功」，不斷地強調案件的嚴重性。隨著情治人員對阿里山地區原住民的監控，甚至長期的臥底與跟監，中共地下組織在此地區雖然沒有任何再發展，但是此政治案件則不斷地被情治人員「膨脹」和成長，終於招致案件收網後各個涉案人不可避免的厄運。[12]
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在懷柔時期，高一生時有高層召見，藉以拉近關係、卸下心防；或有記者來訪，給予正面的報導，這和之後被誘捕的反差極大，不過與228紛亂初期陳儀的兩面手法如出一轍，一面讚揚、一面準備設局抓人。
1950年，蔣介石總統到阿里山，會見阿里山鄉長高一生，由長女高菊花隨行擔任翻譯。[13]中華民國新政權，帶來陌生的語言與文字，接受日治教育的台灣人還在摸索階段，因此由接受國民教育的高菊花協助溝通。
因為這件事，在高一生被捕捉後，有「擋火車的高山惡霸高一生」這類抹黑謠言出現。[14]貼近事實的狀況，是吳鳳鄉鄉長高一生接到嘉義警察局通知，要和蔣介石見面，時間緊迫，而十字路車站的火車班次將於一小時後發車，達邦到十字路有7公里，至少需要1.5-2個小時步行，只好打電話請十字路車站站長邱育熙讓火車等人，而後就被說成鄉長擋火車的惡霸傳言。[15]
高一生與林瑞昌醫師（泰雅族，族名Losin Watan樂信．瓦旦，時為台灣省參議員），爭取高山地區建設方案，在林瑞昌的擔保下，新美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做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16]
然而短時間的經營後，初期農產收成不理想，無法償還本息，後被國民黨羅織為貪污罪狀，高一生、農場場長杜孝生、保證人林瑞昌一併遭牽連。[17]
1950年5月22日《中央日報》的〈山地建設進步中－臺南縣吳鳳鄉山胞訪問記〉新聞，報導達邦村的環境「入晚電燈齊放，琴聲鏗鏘，在這裏有深山的悠靜、都市的享受，彷彿置身於人間的世外桃源，真有樂而忘返的心境。」[18]並聚焦於高一生和湯守仁：
鄉長高一生中等身材，沉默寡言，日制台南師範畢業，曾任教員、巡查，現並兼任巡官，他是現在阿里山山地同胞中最有頭腦者。縣參議員湯守仁，英俊體偉，曾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戰時曾任日本大尉，現兼任省警務處山地特務員。
他們兩個人現在是吳鳳鄉的重要領導人物，山地的建設、政令的佈達，成敗與否，全繫在他們身上。[19]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如此稱讚高一生、湯守仁為「重要領導人物」，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確實詭異。
吳鳳鄉致敬會見蔣介石總統（左1），高一生為右2。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20]
根據檔案，大約從1951年7月間開始，政府已派遣情治人員步凱偽裝成一般人臥底在湯守仁身邊監視，步凱是吉林人，曾留學日本諳日語，他化名「平路」，報名以「水易」稱湯守仁，臥底時間長達一年多，直到1952年9月湯守仁被誘捕，仍繼續監視周圍人士，直到10月才撤離。[21]
臥底的情治人員步凱日以繼夜監控下，紀錄下對政府不滿的言行，例如湯守仁說：「現在有很多的軍隊到山地駐防了，不知道甚麼意思，總是沒有甚麼好事情」。又例如湯守仁「無入山證又無其他證明文件，強行入山並拒憲兵檢查，態度驕橫」等不配合的行為。步凱也記下和高一生酒後說「你們外省人太危險了！」等紀錄。[22]
看這些檔案時，要留意特務人員為求表現，常有誇大情資的心態，因此對他們紀錄的監控報告，要抱持存疑的態度，甚至當成反證。
參考資料：
[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7。
[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
[3]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
[4]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9-50。
[5]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49。
[6]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0。
[7]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1-52。
[8]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42。
[9]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2-53。
[1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304。
[1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6。
[1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3。
[13] 推測時間點為1950年年底，因當時高菊花在阿里山香林國小教書。高英傑電話口述，2021/2/24。
[14]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11-12。
[15]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173-174。
[1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304。
[1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5。
[18]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7。
[19]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7。
[20] 臺灣與海洋亞洲/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1/25/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21/2/24點閱）。
[2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3、65。
[2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9-60。
（未完待續，撰於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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