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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略歷21-落難的民選鄉長
新聞報導 -
作者 Aries | 贊修   
2021-05-06

*本文收錄於「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揭碑追思音樂會」追思手冊。


1951年4月,國防部婦聯會蔣方良(蔣經國的妻子,右3)訪問達邦村,吳鳳鄉長高一生(左2)接待,並且用心的準備俄國音樂《伏爾加船歌》、《跳蚤之歌》播放。[2]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3]


1951年7月高一生當選民選鄉長,
1952年中,國民黨收網,
因忌憚他的影響力,改以誘騙下山捕捉。
國家機器動用「宣撫小組」藉安撫之名行抹黑之實,
無情的打壓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19.落難的民選鄉長
1951年7月15日,高一生當選第一屆嘉義縣吳鳳鄉鄉長(民選,行政區劃修改)。在一切看似安定的表面下,「政治發展」日以繼夜的運作。1951下半年,高一生鄉長遭保安司令部指控涉嫌加入「偽匪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組織。12月,保安司令部呈請撤銷高一生、湯守仁的自新。1952年2月,行政院長陳誠准予撤銷他們的二次自新(1950/10)。[1]

1952年5月,召開的台灣省山地行政檢討會,全台山地行政首長、民意代表都有出席,但高一生未出席,而且在此之前,他已多次未與會。6月,逮捕事件頻傳,氣氛緊張。[4]國民黨準備收網,照擬好的劇本行動。

政府雖然查不到明確事證,對高一生和共產黨的關係、叛亂的跡證相當薄弱,但還是認為有「重大嫌疑」、「一旦有事則恐難以控制」,因此以「新美農場貪污」著手。[5]又因非常忌憚高一生的影響力,怕引發更強力道的反彈,所以不入山捉人,而是誘騙他們下山再捕捉。

高菊花(高一生長女)曾口述:

軍方不敢到達邦抓我父親,因為我父親在山上很有影響力。[6]

後來我問曾在山上指揮所的將軍,他告訴我說:「那時候我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一直在想怎麼把妳爸爸騙出來。」他們騙他說:「林司令在嘉義等你。」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他們竟然想了九個月![7]

1952年9月9日,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林秀欒少將,電話通知6人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分別是:吳鳳鄉鄉長高一生、吳鳳鄉衛生所主任及新美農場場長杜孝生、民政廳山地指導員及高興行經營者湯守仁、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汪清山、吳鳳鄉樂野村村長武義德、吳鳳鄉達邦村村長方義仲等6人,準備進行誘騙捕捉行動。[8]

隔天9月10日,一行人搭車下山,遭逮捕。高英傑記得當天在達邦的場景:

1952年9月10日,就是父親被騙去開會的那一天,我剛好也在Tapangu,他離家後,當天晚上立即有一堆士兵、警察把我們官舍團團圍住;我媽媽不知道怎麼辦,哭得淚汪汪的,我只好從籬笆鑽出去看情況。那附近就是達邦國校,也被軍警包圍,我走往學校,縣長林金生帶了一些官員、各部落的宣導員上山了,在那裡向民眾講話,正說著我爸爸偷大家錢之類的(即指貪污),我都有聽清楚。隔天,宣導員又到各部落宣傳爸爸的「罪行」。[9]

林金生縣長向達邦村民用日文說「高君は錢偷竊です(高一生偷用公款)。」所以政府把他捉走。[10]

政府為預防鄒族人不安產生秩序混亂,嘉義縣長林金生、保安司令部吳鳳治安指揮所副指揮官陳世昌等人到吳鳳鄉各村說明、安撫鄉民。官方檔案記載:

台灣省警務處報稱「自高一生等被捕後,省府委員華清吉(1903-1968)(山地籍)及有關山地行政人員均表示,該高一生係山地惡霸,為非作歹,挑撥離間,影響山地政令推行。此次予以捕辦後,對收攬山地民心,效果甚大。今後山胞必能更加信賴政府」等情。[11]

這種藉安撫之名行抹黑之實,張炎憲教授分析:

保安司令部的宣撫動作,其實存在著地方治安的考量,業已超越貪污瀆職案件的處理方式。善後處理的對象,也不僅限於鄒族,而是原住民各族。……

前述警政單位社情調查資料的說辭,無疑證明國民黨政府以高一生為對象,並進行污名化處理,藉以抹殺未能配合推行國民黨政府山地政令者,並收懲一儆百的效果,以公權力的鐵腕措施「收攬山地民心」,使原住民心無二意,而且「必能更加信賴政府」。[12]

保安司令部組織「宣撫小組」,進行「慰問村民」,其實就是在「進行污名化處理」。

不久,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內容是「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來部落,最好是槍斃」,請阿里山各村民簽名連署。唯一例外的是佳里村,沒有連署,該村宣導員的陳丁奇是高一生的學弟兼好友,他的宣導內容與其他人不同,而是高一生絕不可能偷錢、沒有做壞事、沒有貪污。因此約好連署當天,佳里村村長安友信(高一生的學生)幫忙帶全村民去楠梓溪上游打獵捕魚,而無法連署。[13]

也有些少數者,想拿物資給高家人,又怕被知道,會趁著晚上將米、食物放在高家後門,或是經過高家時假意說柴火太重了搬不動,就放在門口給他們。[14]

少數的「異類」之外,從高一生被誘騙捉走,所有的事都變調了。

保安司令部人員經常傳播污名高一生的小孩是「共產黨的孩子」(雖然特務查無事證),更實際的民生問題是,高一生被捉走後3個月就不發薪水,經濟重擔落到長女高菊花肩上。[15]高一生最小的孩子,約1歲(1951年底生),全家處境艱難。


1951年3月,高菊花(前排左1)代表吳鳳鄉民,致贈「民族救星」、「婦女先導」錦旗給蔣介石夫婦。手拿錦旗者為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前排右3)、台灣省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前排右4),高一生於後排右3,湯守仁於後排右5,山地治安指揮所副指揮官陳世昌為前排右2。
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3]


讀者以為,重要的領導者、平時對族人照顧有佳的領袖被捉走,大家會為他奔走、關照他的家人嗎?第一次閱讀到高一生如英雄般事蹟的筆者,是天真的這麼認為,然而,事實是冷酷的。

自謙自己是「原住民老人」的高英傑(高一生次子)曾書寫下:「阿!無情的族人!」[16]「專制體制的污衊和宣傳是可怕而有效的,從此負面評價充斥部落,至今仍然無法消散。」[17]

以及這段看了會發自內心深深感慨和目眶紅的描述:

起初被羈押的原因是污職罪(貪污),雖然家裡生活狀態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族人都認為這只是新美農場和農會籌備的問題應該很快落幕,因此聚落的人們仍然唱那首《打獵歌》和青島東路寫的歌曲《杜鵑山》,並且一家人仍舊住在官舍。後來案子很快地和「高山族匪諜湯守仁案」連結之後,各村參謀(治安指揮所派遣在各個村莊的監視人員)加上各校校長主導宣傳父親等南北原住民菁英叛亂、附匪……等等。情勢一切都改變了,當時除了達邦高達榮堂伯、山美高正儀堂叔、特富野高武漢堂叔外,包括日治時期一起廢除舊習慣的「高砂青年團」夥伴、村鄰長、集體農場幹部、公所同事、剛踏入公職的父親學生和絕大部分族人突然改變了態度,甚至可以說是變了臉,深怕被牽連到案件,對人對事完全切割以自保。父親這時在聚落的地位可以說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加上即刻收回公家宿舍的通知及財產沒收的傳聞,母親和大姊、二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在這段艱困時期,前述高氏族的暗中協助之外,父親書信是唯一安慰和支撐,每一封家書大部分由二姊念給母親和弟妹們,這是安慰和激勵家人極大的動力。[18]

高一生被抓走後,情治系統抹黑,一開始族人觀望、看風向,但他的罪名從貪污變匪諜後,多數人急著切割,甚至落井下石,加入打手的行列。從一而終感念高一生、雪中送炭者稀。高一生過去為公眾所付出的一切,被擦掉、被消失、被遺忘。

高菊花(高一生長女)認為,父親會被殺的理由,是「出ろ釘は打たん(出來的釘子要打下去)」。[19]這個見解,和陳拱北(台灣公共衛生之父)提醒即將接任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的話相同,亦是日本俗語,大意是「浮起來的釘子會被人拿鐵鎚搥下去」,[20]郭章垣院長於228大屠殺的3月18日凌晨被軍人持槍押走,和其他六人隨即在宜蘭頭城媽祖廟前就地槍決,[21]一位挺身反抗威權,醫人醫世的名醫,[22]魂斷國民黨。

高一生從1952年9月10日被誘捕,到1954年4月17日槍決,1年7個月的日子裡,精神與肉體的壓力、刑求下,他寫下超過50封的家書並在獄中創作音樂,成為彌足珍貴的史料(詳容後述)。


參考資料:

[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304-305。
[2]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71。
[3] 臺灣與海洋亞洲/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1/25/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21/2/24點閱)。
[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72。
[5]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61。
[6]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2。
[7]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1。
[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14。
[9]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45。
[10]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80。
[11]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2。
[12]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2。
[13]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46、52。
[14]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64。
[1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6。
[16]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143-145。
[1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4。
[1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4。
[19]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2。
[20] 張文義、沈秀華,《噶瑪蘭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3)頁20。(著作原出版年:1992)
[21]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2015年增訂版》(台北市:玉山社,2015),頁126-127
[22]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慈悲喜捨.濟世名醫-郭章垣」紀念碑碑文,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7472&Itemid=180(2021/2/28點閱)。

(未完待續,撰於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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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21-0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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