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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此文是王育霖詩人檢察官的長子王克雄博士／美國228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為「司法改革先鋒王育霖詩人檢察官．開像追思會佮台語詩比賽頒獎」活動所撰寫（收錄於「活動手冊」第17-22頁），完稿於2023年底，為了紀念此活動在228紀念日77週年舉辦，撰文日期押在父親被逮捕的3月14日，以茲紀念。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人以為從此可以當家作主，不再受日本的殖民統治。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中國的蔣介石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台北公會堂受降典禮台上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以及聯合國旗。不料蔣介石就把台灣佔為己有，看做戰爭的勝利品，大肆搜刮台灣的物資。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從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這僅僅十三個月，台灣的米價暴升4.8倍、麵粉5.4倍、鹽7.1倍、白糖22.3倍。本是魚米之鄉的台灣，轉眼之間竟然變得民不聊生，甚至有人餓死。中國國民黨的官吏更是貪贓枉法、胡作非為。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違法亂紀、欺民擾民、漠視法院，使台灣人民憤恨不平，情況遠糟於日治時代。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被戲稱為「三民取利」或「慘民主義」。那時流行的口頭禪是：美軍轟炸「驚天動地」、日本投降「歡天喜地」、國民黨官員一來「花天酒地」、機關改用外省人與政治混亂「黑天暗地」及工廠關門物價飛漲人民「呼天喚地」。台灣人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腐敗統治已經是忍無可忍，以致在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全面起來抗暴。
在二二八慘案被逮捕、謀殺及滅屍中的一位是王育霖檢察官，乃是筆者的父親，他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律學科畢業，是第一位在日治時代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他在大戰後回到台灣，在新竹就任檢察官，是極為傑出的台灣菁英，受害時年僅滿二十七歲（以足歲算）。1947年3月14日下午3時左右，有六位穿中山服帶槍的中國兵闖進王育霖在台北市大正町七條通的家（靠近現在的中山北路）。他們質問他是不是「王育霖」，他拒絕回答，但他們翻王育霖西裝上衣內面就看到所繡的名字，立即把育霖扣上手銬。這些中國兵像強盜翻箱倒櫃，把銀行存摺、印章及兩箱裝滿衣物的皮箱要帶走。又看到掛在牆上的大衣和外套，就要塞進已很滿的皮箱，因為關不上，一個兵踏上皮箱，另二個兵才把皮箱束帶扣上。看到他們要帶走育霖，他的太太王陳仙槎抱著嬰兒筆者的弟弟王克紹，問他們說：「我先生沒做什麼壞事，你們為什麼要叫他去？」仙槎要追出去，中國兵用槍抵住她的脖子，威脅她，如要動就開槍。這樣子育霖被中國國民黨的軍人逮捕，一去不回。
育霖年輕時就認為台灣的封建社會要革新，又看見台灣人受到日本人很多不合理的待遇，育霖就立志讀法律，將來要為台灣人爭取權益，而且他要進入日本東京帝大，就是啃石頭也要進去。育霖在日記自許要走的路是：「正義！堅強！帶給所有人幸福！」這是非常大的志氣，他要堅持正義，造福所有人，他一生就如此在努力。
在東京帝大三年級育霖就考取非常競爭的日本高等文官司法官考試，他於1943年9月於東大法學部法律學科畢業。雖然他已經考上司法官及以非常優越的成績畢業，那時已有台灣人當法官，日本當局卻不願育霖當他想要的檢察官，因為檢察官可以指揮警察，尤其在戰爭時期實際權力非常大，因而不讓台灣人當檢察官。所幸東大法學院院長穗積重遠男爵大力推薦，因此育霖可以當檢察官，而且剛畢業，沒被派往偏遠地區，而是進入當時日本的第二大法院「京都地方裁判所」。育霖經過受訓以後，於1944年4月底到京都上任，成為第一位在日本擔任檢察官的台灣人，為台灣揚眉吐氣，隔兩個月筆者也就在京都出生。
育霖一家人於1946年1月終於回到久別的故鄉台灣。一進台南家門，見到他的父親，育霖拉著妻子仙槎跪下去，她還抱著筆者，向他的父親陪罪說：「兒子不孝，戰爭期間，不能在父親身邊盡孝，請父親赦免。」育霖及他的父親都是非常孝順的人，可做子孫們的好榜樣。育霖滿懷熱忱與期待，回到自己的國家，可以好好地為台灣人服務。在台南家裡休息沒多久，便於1946年2月22日起擔任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旅居聖地牙哥的許庭榮先生那時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警，他說育霖還沒到台北，法院就在傳講有一位極為優秀的檢察官要來，是東京帝大畢業，也是第一個台灣人在日本當檢察官。尤其一些還留在台灣的日本人法官與檢察官搶著要和育霖見面。接著在3月22日育霖被轉派到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服務。
為了起訴新竹市長郭紹宗貪瀆案，育霖不屈服於上級的指示，繼續要查辦，終被迫辭職。美國台北領事館葛超智副領事保留了兩封育霖寄給他的英文信，於1946年9月18日育霖寫說：「我主張司法要獨立，…以及對犯法的人與為非作歹的官員要積極起訴，但被掌權的上司所反對，可是台灣人卻非常稱讚我。最後我被迫辭職，可是我不後侮，因為我盡了我的責任。」他堅持懲治貪官污吏，就是丟掉檢察官的職位，也在所不惜，威權時代的台灣司法官幾乎沒有人敢如此堅持。李登輝總統在京都帝大讀書時，曾為育霖夫婦照顧。1994年3月6日李登輝總統特別來拜訪育霖太太仙槎，李總統特別讚揚：「王檢察官為人正直、主持正義、嚴緝貪污不法，肯定他的打老虎不畏特權的精神，但不幸受害。」育霖不受利誘、不畏權勢、秉持法律、維護公義，確實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鐵面檢察官」。育霖不愧東京帝大法學部的教導，也能秉持一個司法官應有的操守。
離開新竹地方法院，育霖準備到台北轉當律師，但依規定，司法官必需休息一年才可轉業律師。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博士是仙槎娘家的親戚，也是育霖東京帝大的學長。林院長開創了《民報》還不到一年，就邀請育霖幫助，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他不只為報社的法律問題服務，還開辦「報上法律顧問欄」，免費為讀者解答法律問題。育霖深感司法必須改革，他除了參與《民報》的社論寫作，也以筆名王銘石在《民報》發表評論：〈何謂法治國？〉、〈法律是打不死的〉及〈報紙負責人的法律責任〉等，呼籲司法改革。育霖在新竹地方法院的遭遇和其他在台灣很多不遵守法律及不尊重法院的事情，讓很多司法官與律師們非常憤慨。那時育霖和一些法律人就籌組召開一個全島性的會議，來討論台灣的司法問題，希望能有些共識，以期要求國民黨政府保證不再干涉司法人員之執行任務。由於這樣的呼籲，促成了官方五天的「台灣省司法會議」，由1946年12月22日開始至26日為止，全面討論司法上的種種問題，可是並沒有對政府官員干涉司法的核心問題有所決議。仙槎的二兄陳溫而曾勸育霖，不要那麼衝，因為中國人的時代和日本人的時代不同，日本人可以講理，中國人卻不講道理。育霖回答說：「如果我不說，誰說呢？」那時陳文彬先生剛到台北建國中學當校長，也請育霖去當英文及公民的老師。其後育霖更擔任延平學院教授，李登輝總統那時也在延平擔任助教，對育霖受害的情形相當瞭解。
《中華民國憲法》是於1947年1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規定同年12月25日開始實施。這個憲法帶給台灣人很多憧憬，以為到時候便有法治的社會，屆時育霖甚至希望出來競選立法委員，幫忙制定好的法律，維護人民的權利。育霖也加入「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爭取人民應該擁有的言論自由及法律保障。他寫了《提審法解說》一書，於1947年1月15日由「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發行，同本有中文與日文，用較淺顯的文字讓人民容易瞭解。提審法原來於1935年6月2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因戰爭等關係，才剛於1946年3月15日開始實施，用來保護人民身體之自由。依據當時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如被逮捕拘禁，其逮捕機關應在廿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他人也可要求法院於廿四小時內，從逮捕機關提審。《提審法》就是規定此提審手續的法律。這本《提審法解說》對提審法有深入精闢的分析，並列舉實施上會遭遇到的問題。育霖結論說：「提審法，能不能發揮其機能，…是在於實際上能得逮捕拘禁人民的機關，有沒有守法的精神！」讓筆者難以接受的是，軍事機關逮捕育霖，並沒依法轉送法院，就秘密處決滅屍。一個強調《提審法》的人，竟然被不守《提審法》的軍人及特務所害，國民黨政府的確是無法無天。在威權獨裁時期，要求司法改革，確實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與決心。
中國國民黨的黨軍1947年3月8日晚開始登陸台灣，一上岸就對台灣人採取殘酷、無情及無差別的殺戮，台灣人異常恐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製作要謀殺的台灣菁英名冊，將這名冊交給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陳儀再交待憲兵特高組以及軍統局別働隊進行逮捕。槍斃菁英主要由軍統局別働隊負責。在南京的中國獨裁者蔣介石要報復台灣人，殺到不敢再暴動，也要謀殺台灣的菁英，除掉有領導能力的台灣人，一共殺害約28,000台灣人。在1947年3月22日趕來台灣調查的國民黨籍監察委員何漢文就把二二八定位為「大屠殺」。當日本人殺中國人就稱為「慘案」，但當中國人殺台灣人，就避開問題，使用意義模糊的「事件」。我們建議，大家盡量採用「二二八慘案」或「二二八大屠殺」，少稱「二二八事件」。
蔣介石發動二二八慘案，達到他和蔣經國獨裁統治台灣近四十二年的目的，但台灣人沒有忘記這場中國人對台灣人的血腥大屠殺，更因此孕育了強烈的台灣意識，激發了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與獨立的決心。非常多有志氣的台灣人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國民黨政權，很多人因此而犧牲或坐牢，但台灣人仍然前仆後繼，終於讓台灣的民主能夠開花結果。仙槎一生最高興的時刻，就是2000年阿扁當選台灣總統，把騎在台灣人頭上的中國國民黨拉下來。那年5月20日筆者帶母親參加阿扁的總統就職典禮，親身感受那台灣人出頭天、當家作主的興奮。2017年筆者和弟弟王克紹醫師編作《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一書，來介紹他們父親的事蹟和作品。書內收錄育霖的司法評論和《提審法解說》外，有〈台灣歌謠考〉、詩、文學作品等。賴清德總統時任台南市長，特別寫序文來推崇這本書。
由於育霖喜歡作詩及深入研究台灣歌謠，把台灣的詩及歌謠介紹給日本人，因此台灣的台語社團在2021年特別把王育霖被逮捕的3月14日定為「台灣詩人節」，每年辦台文詩的比賽。2021年8月筆者也在美國成立「台灣二二八慘案教育基金會」，向外國人講解二二八的實情，讓他們了解中國獨裁者的殘酷無理。在台灣南投縣草屯設有「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將二二八受難者及為台灣極有貢獻的人恭奉為「台灣神」。聖山內有好幾處在紀念王育霖檢察官，更特別在自由廣場立了王育霖的雕像。
台灣人應該認清當年在南京的蔣介石與現在在北京的習近平，他們都是中國的獨裁統治者，對台灣蠻橫霸道的心態是一樣。歷史會重演，所以我們必須記取二二八慘案的教訓。於1989年發生在中國北京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殺害一萬多位中國青年人，事實上是二二八大慘案的翻版，因為兩者都是：
1．在中國的獨裁者於和平時期進行屠殺。
2．用軍隊殺害無武裝的人民。
3．死傷的大部分是青年人。
4．人民要求民主及改革貪腐而引起。
5．獨裁統治者接著好幾十年，全面封鎖消息、不准談論、不可紀念。二二八被封鎖四十年，而六四至今已封鎖三十五年，仍在繼續封鎖。
台灣人必須深切了解中國統治者的蠻橫、殘暴及欺詐。中國政府的本質是霸道、不人道、不顧人權及欠缺民主。在此誠摯地盼望，台灣人要珍惜及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不可讓先賢先烈的血白流。
（撰於2024/3/14）
 
左圖：哥哥王克雄博士（右1），抽空在服務處的迷你簽書會，並與陳德民先進（台語詩比賽優選者）合影。右圖：開像前，哥哥王克雄博士（前排戴棒球帽者）與弟弟王克紹醫師（左1）開懷笑。點圖可放大觀看
 
左圖：提早抵達會場的與會者，弟弟王克紹醫師（前排右1穿西裝戴墨鏡者），熟門熟路在民主廣場帶導覽。右圖：王克紹醫師（右1背對鏡頭者）在第2展覽亭解說。點圖可放大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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