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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書，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抵達北京的歡迎儀式）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Dalai Lama不流亡，行嗎?
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還是中共的老大，故能提供保護，中共亦不太敢吭聲，若是現在，中共坐大，印度無法收容Dalai。
1956憤怒的Tibetan要尋覓共主，作為「集體領袖」，Dalai只好挺身而出。
事情發生在1956年初默朗木節期間。一般民眾對中國人的憤怒創造一些西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人民自動自發地產生政治領袖。這些人並非政府官員，完全沒有官方身分，來自各行各業。我稱他們為政治領袖，並非西方的政治意識。他們反對中國人，不是因為中國人是共產主義者，和那些把世界劃分為二的政治理論亳無關聯。他們只是單純地對人民所經歷的苦難及憤怒，感同身受，而恰好他們有表達及行動的天賦，為不善言辭的人民發聲，遂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這些人領導並組織拉薩的人民。整體而言，他們的憤怒，也代表著拉薩人民的憤怒，讓他們想要反擊，這是人類正常的反應。不可避免地，他們時而和噶廈產生衝突。噶廈的看法和我一樣，認為反擊中國軍隊是徒勞無益的，因此不得不制止他們愛國但卻無異於自殺的作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當然認為噶廈對侵略者讓步太多。和他們一樣，我也是為了人民，然而，我卻必須時而出面干預，反對他們的暴力衝動。他們可能會心生怨懟，但是直至苦難之終，他們一直對我忠心耿耿。我不會自詡是我的個人特質贏得他們的忠心。他們效忠的是達賴喇嘛，從過去到現在，所有的西藏人皆如此。我是他們為之而戰的象徵。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壓迫與憤怒＂，《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37-138。
就這樣，中國人這個莫名其妙的舉動，把大多數地方領袖人物逼入游擊生涯。他們如果回家，一定會被抓起來，於是他們個個成了逃犯。以這些人為核心，越來越多人加入，而且一定會繼續增加。他們靠搶奪中國人的武器彈藥來自衛，不管他們想不想打仗，仗都得打下去。藏東人，特別是康巴人，本性剛毅強悍。他們熟悉山區，而山區最適合游擊戰。1956年上半年就傳出他們襲擊中國人的公路和補給站。
在我看來，情況令人絶望，結果難以想像。山區堅不可摧，游擊隊可堅守數年。中國人永遠不可能逼他們出來，他們也永遠無法打敗中國軍隊。而這種情形不管持續多久，受苦困難的還是西藏人，特別是婦女和兒童。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壓迫與憤怒＂，《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40-141。
於是，我開始思考，為了西藏人民最大的利益，或許我應退出所有的政治活動，以保持我的宗教威信不受損害。但只要在西藏內，我不可能脫離政治。要想退出，我就得出國，一思及此，我就覺得痛苦、絶望。
就在極為沮喪之際，我收到邀請去訪問印度。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壓迫與憤怒＂，《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42。
宗教外交，成為Dalai唯一可行的道路。
到新德里的第一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聖雄甘地的紀念墓園。我在亞木那河畔綠茵草地上祈禱，心裡深受感動，覺得正面對一個高貴的靈魂，其一生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靈魂。他致力於保存印度與人類的精神，至死方休，更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和平與和諧社會的真正信仰者。我佇立在此，心想，假如聖雄活著，他會給我什麼樣的智慧忠告。我堅信，他會全神投入為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和平運動。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印度朝聖＂，《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51。
我必須向尼赫魯先生說明。我們單獨會見，只有他的藏文翻譯在場。我先告訴他，有機會訪問印度並參加佛誕慶典，非常感激。接著，我說明西藏東部的局勢令人絶望，我們擔心，更壞的狀況會擴及全國。我說，我不得不相信，中國人確實打算永久毁滅我們的宗教和傳統，從而割斷我們和印度的歷史關係。我告訴他，所有藏人現在都把希望寄託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然後我解釋，為什麼我想留在印度，直到我們用和平的手段贏回自由。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印度朝聖＂，《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53。
在德里，周恩來再來告訴我，西藏局勢更壞了，我應當回去。他的訊息相當明確：如果真的發生群眾暴動，他將動用武力來鎮壓。我記得他說，住在印度的藏人打算製造麻煩，我應該決定自己到底要走什麼路。我說，我還說不出該怎麼辦，只是重複我先前所說的：藏人對被中國人佔領的悲傷痛苦。我還說，我們願意忘記過去對我們做的錯事，但這些不人道的對待和壓迫必須停止。他回答說，毛澤東已明確地說，「改革」會在符合西藏人民的願望下推動。他說得好像仍沒法理解為什麼藏人不歡迎中國人。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印度朝聖＂，《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55。
沒多久，我發現，在我待在印度的期間，無論在拉薩或偏遠地區，民眾對中國人的憤怒持續上升。主要原因是，康巴和東部省份難民向西潮湧而來，成千上萬難民在拉薩周圍紮營以保衛政府。從他們口中，大家得知中國人在東部以殘暴的手法來推行他們的教條，所有人都擔心西藏其他地方也將難逃一劫。
在群眾怨憤逐漸累積到一觸即發之際，中國當局的態度卻是異乎尋常，令人不安。在我返回西藏前，有段期間，他們對噶倫們異常恭敬，只有中國人才能做到那樣。他們召開會議告訴葛廈，中國政府理解西藏人民即將進行的改革越來越焦慮。他們絶對不會忽視人民的願望，所以改革將延後6年進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在德里對周恩來抗議的結果；不管是不是，它對緩和人們的敵意，已經太遲了。
可是，就在這段刻意保持友好的時期，中國人沒和葛廈打招呼，就在群眾大會上宣佈：東部地區爆發反抗中國統治的動亂，而他們已有充分準備不惜不切手段加以鎮壓。噶倫們大吃一驚，他們當然知道康巴人在反抗，但他們沒想到暴動已嚴重到中國人會公開承認。
然後，友好氣氛突然毫無預警地結束了，又回到了原來那種威脅、恐嚇、毫不掩飾暴虐的氣氛中。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抗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63-164。
中國黨把一切過錯推給弱者的作法，亙古不變，講誠信的Dalai一再受到愚弄，中共已經掌控全局，不會絲毫讓步。
中國人有種把無足輕重的小事與至關重要的大事混在一起的怪異行事作風。既使在這麼多危急的事情中，他們堅持，只要提到武力反抗的康巴人，一定要用「反動分子」這個名詞。對共產黨來說，這名詞有特殊的感情，對我們來說，完全沒意義。對共產黨來說，這名詞無疑意味著罪大惡極，但我們卻是帶著欽佩在使用它。對我們，或對康巴人來說，他們的同胞管他們叫什麼，根本無關緊要。不過，後來我在寫作時無意中用到這名詞，確實讓海外朋友有點困惑。
在更加重要的事上，中國也同樣表現缺乏邏輯和平衡。反抗爆發的地方，是他們自己控制了7年之久的地區，他們卻憤怒地指責我們政府。他們日復一日，沒完沒了地抱怨、指控：葛廈沒有盡力鎮壓「反動分子」；噶廈沒有看管好藏軍的火藥庫，讓「反動分子」得以偷竊武器彈藥。結果，數百位中國人喪命，中國人將以血還血加以報復。如同所有侵略者，他們對暴動反抗的唯一原因完全視而不見：西藏人民不要他們待在我們的國家，而且願意獻出生命趕走他們。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抗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6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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