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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鷺鷥飛過──我讀我見(3)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0-06-08

(photo source: 盧修一的書法世界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掙扎於忠君愛國、忠黨救國、億人之上的十字架,留學生的獨立思考,新生命才開始發芽,過去的黨國大夢,終於被打破,新的視窗帶來一波波的衝擊。

歐洲擁有輝煌燦爛的文明資產,有形的遺址與建築、無形的文化與制度,每一樣人、事、物,都吸引著盧修一不停地打開所有感官,想好好認識這塊豐富的陸地。在他的觀念裡,國家就是要大,所謂的「神州大陸」可以和美國相媲美,毫不遜色;然而來到歐洲,他發現許多寡民小國的生活都非常令人欣羨,各國之間不但和平共處,也因為獨立發展而能夠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所提供的活生生實例,教他這個學政治的人不能不感觸,也讓他對於過去所接受的黨國教育,開始產生懷疑。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78~79。

台灣學生常常收到兩種刊物:《台灣青年》及《人民畫報》。很多人剛拿到《台灣青年》時,往往被那些強烈批判蔣介石政權、極力鼓吹台灣獨立的言論嚇到,有些人為了表示「清白」,就把整份刊物原封不動拿到大使館,向負責留學生事務的官員「交械」說:「我都沒看喔!」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79。

這一年暑假,盧修一再次到美國打工。他在一家酒吧每天從早忙到晚,在自身體會以及觀察藍領階級所面對的勞資問題中,不斷地沉澱、思索,同時也想到母親曾經為人奴僕、淪為女工的遭遇,心中百感交集、難以平靜。回到魯汶後,同學們發覺盧修一整個人都變了,他認為全天下的老闆(資方)都是剝削者、對受雇者沒有一點良心、勞工和弱勢大眾都受到壓迫。有人看他思想這麼偏激,並不認同,因為並非天下烏鴉都是一般黑,也有待人厚道的老闆啊!結果又引發彼此爭論不休。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1~82。

盧修一的左派思想從此逐漸萌發,對資本主義下的生活「陋習」如奢華、浪費、錦上添花、追求物質享受,感到憎惡。過去,他無力在物質生活上要求什麼,只能在精神和心靈層面讓自己覺得富足,這是貧困所帶來的現實,半點不由人;而現在,清貧簡約,竟慢慢變成他的自我要求與紀律,是自主的選邊站。而像他這樣左派情懷的年輕人,在歐洲到處都是,他開始了解這擋不住的時潮是如何演進而來。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82。

兩相強烈對照下,他們發現歐洲社會主義瀰漫、改革聲浪勢不可擋的同時,60年代的台灣在持續實施的戒嚴令下,一切都噤聲啞語,不僅思想上無比貧血,更因為獨裁及特務統治,使得台灣人民受到多重壓迫,行動與言論自由都被徹底剝奪了。望重士林的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辭世前仍因開放的言論遭受輿論撻伐;雷震因為籌組新黨被判刑入獄;蘇東啟為了聲援雷震受到軍事審判被控謀反,在黑牢吃盡苦頭;彭明敏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後旋即被捕、《文星》雜誌因文章不見容於執政當局被警備總部查禁……。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4~85。

盧修一不是一個只會讀書、只知道打工賺錢的人,他很早就具備了「國家公民」的意識,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並不是虛無的愛國口號,而是他真心的認定。台灣是什麼?台灣在現存體制下有什麼問題?經過不斷爭辯、討論,他和一群有志之士加深了彼此的信任關係,建立起「同志」般的情感。雖然在某些觀點上仍有歧異,但大家都有一個共識:中華民國既然號稱為民主國家,就應該讓所有人民感受到公義平等,不能有歧視或差別對待;而要朝此方向發展,不可能寄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要推翻蔣政權、達成以台灣為主體性的獨立建國終極目標,是極其危險艱巨卻又無比重要的任務。

1970年4月,為了關懷故鄉台灣的前途,並考量身處異國能在生活上互相幫助,老魯汶留學生成立「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由每位會員提供一筆錢作為免息貸款,借給臨時發生經濟困難的同學。首任會長由施光擔任,盧修一負責總務,會員約有三十人。

當幹部們把同鄉會組織章程拿到大使館登記時,陳雄飛大使非常生氣,指責他們為什麼老是跟政府作對、給大使館出難題;平日很受陳雄飛愛護的何康美,非常不解,反駁為什麼可以有上海同鄉會、北平同鄉會、廣東同鄉會……偏偏台灣同鄉會就不准設立呢?

這個被國民黨指為台獨外圍組織的同鄉會,被拒絕登記、要求立即解散,但所有幹部堅持到底,照常運作,卻也因此造成大使館的緊張關係,不再像昔日那樣密切互動了。在校園裡,這個以「台灣」為名的團體,並沒有引起外省籍同學的對立或衝突,大家對台灣或許因為相異的感情認同偶有爭論,但依然是同學,況且本省籍同學還是繼續參加「中國同學會」,支持各種活動,盧修一就是在1971年當選「魯汶中國同學會」會長的。

比利時台灣同鄉會是全歐洲第一個成立的台灣同鄉會,隨後,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的同鄉會紛紛跟進,當「釣魚台事件」發生時,魯汶的台灣留學生同樣馬首是瞻,成為全歐保釣運動急先鋒,不但與歐洲各國的同學會積極聯繫,也和北美洲保釣運動團體互通聲息。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5~87。

由統派到左派,進入新境界,有了台灣意識,發現自己是台灣人。

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沒想到竟然很快演變為意識形態大分裂。原本單純天真的愛國學生,因為政府軟弱而憤恨難消,許多在心灰意冷下懷抱大中國思想的人,在中共統戰下,轉而認同、左傾;來自香港的刊物,總是透漏大陸雖然落後,道德卻很清白,沒有男盜女娼,中共在國際舞台表現相當強硬而自尊,面對美國和蘇聯兩大強權,一向挺直腰桿。這些都讓受挫於保釣運動的人,強調中共有多麼了不起,認為若能早日解放台灣,那麼統一之後的所有中國人,將能夠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不再受外族欺侮。

不同的心向、不同的立場,讓台灣留學生之間變得情況複雜,盧修一不可能和親中共的統派學生沆瀣一氣,毅然退出保釣運動,不再參加任何相關事務。因為這段歷程,盧修一清楚看到自己的台灣意識,開始大量閱讀台灣人團體發行的刊物,同時進一步與歐洲台獨聯盟活耀人事張維嘉互動,並因此展開與日本東京「獨立台灣會」創辦人史明的書信往返,在「台灣民族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引領下,走向台獨左派陣營。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89。

1970年,發生在美國紐約的「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未遂事件,深深撼動著海外留學生,台獨運動加緊腳步,在國民黨特務無所不在的肅殺情況下,小心翼翼地聚會、謀商,以不同方式發展各自的組織,積極宣揚理念、採取行動。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90。

首先,「光復神州、還都南京」成為神話、外交上連連挫敗、釣魚台事件顯現出政府軟弱無能、因漢賊不兩立政策無法保住聯合國席位,使得許多「愛國人士」對蔣介石政權產生很大的不滿。其次,本省籍留學生的成長經驗與歷史記憶,大大不同於外省籍同學,體認到數百年前祖先來台墾荒、經過歷代繁衍與不同土地的孕育,早已發展出新興的民族風貌與文化特質。單純的鄉土感情加上政治上的感受,使台灣人自然產生對於原生社會的孺慕依戀,進而需求對成長土地的真正關懷與認同。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96。

2,300萬人於ROC淪亡,中國黨胡搞台灣政局之後,台灣民族思想的大熔爐,正引導台灣人邁向建立台灣國,盧修一與史明的Contact,爆發革命的浪潮。

和台獨人士密切往來後,盧修一頻頻閱讀在台灣絕對看不到的華文禁書,以及台獨理論書籍、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和「明報」等;他經常接觸史明所發行的《獨立台灣》月刊,對於史明所稱的「台灣民族」「台灣社會主義」「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論述及工作發展,深感興趣。

史明眼中的台灣民族,雖然經歷四百年來把原始荒萊拓為豐饒常綠的寶島,然而也同時重複著被壓迫、剝削、災難重重的命運;從建立自己的社會以來,無一日不充滿著外來侵略者與島上人民之間那種殖民地「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對立,以及殖民「體制」與「反體制」的抗爭,致使土地上的人民總是過著政治上沒有人權、經濟上艱困如奴的生活。台灣民族為了粉碎殖民地的枷鎖,一代又一代向荷蘭、大清國、日本等政權及統治者,進行各種反抗戰鬥,犧牲者不可勝數,如今再次淪於中國蔣家國民黨的外來殖民政權,受到封建軍閥式與法西斯式的統治,始終不得當家做主,因此唯有繼續從事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行動,才能為台灣民族爭取自由與獨立,建立現代民主的台灣共和國。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99~100。

他開始寫信給史明,坦白過去和國民黨的淵源與關係,訴說成長過程中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以及母親成為幫傭和女工的辛酸;他表示,毅然覺醒後,要做個真正的台灣人,要為台灣的進步與建國進一份心力。

人稱日本台獨左派的史明,是許多人眼中的傳奇人物。他於1937年離開台北士林老家,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受到古希臘物質論哲學始祖泰利斯以降蘇格拉底、馬基維利、約翰洛克、亞當史密斯。馬克斯等人思想與主張的啟發;畢業後,他開始走上人民解放、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歸路,立刻前往中國上海,加入共產黨陣營,從事地下抗日工作。

史明認同馬克思以民主主義作為基礎的理論:政治民主一旦失去經濟的平等,將不會有良善的發展;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與敵人鬥爭時必須採取武力,但是獲得政權後,則必須施行民主,不能以獨裁專制統治國家。他於二戰後留在中國華北地區,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進行一黨專政、大屠殺又是何等殘暴,這些與俄共列寧、史達林的所做所為如出一轍。徹底失望後,他突破封鎖回到台灣,於1950年,領導「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三十多位青年,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向蔣介石政權宣戰,兩年後因為遭到通緝,亡命逃往日本,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頭號人物。

為了確立革命建國論述,史明於1962年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1967年創設「獨立台灣會」,主張台灣獨立革命的主戰場在台灣島內,除了每月發行將近七千份的《獨立台灣》月刊,還秘密訓練島內同志執行各種地下工作,尤其要針對軍警特務機關進行破壞工作。

盧修一很快收到史明的回信,得知張維嘉脫離台獨聯盟組織後,與獨立台灣會多所往來。史明認為他了解國民黨的內部情況,張維嘉則在國際間奔走串連,兩人可以多聯絡、一起做事,而如此一裡一外掌握情報,對於革命志業將大有助益。參加了好幾次秘密組織後,盧修一曾經考慮過張維嘉對他說的:「你還留在魯汶幹什麼?來巴黎吧!」他一心期待早日回台灣,就算到巴黎去,大概也住不久,然而1972年春天,卻因為一場情傷和一段永恆之戀,讓他真的在巴黎駐留下來。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100~102。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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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10-0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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