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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盧修一寫給老婆的明信片）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家庭與台灣民族建國的活動，不可中斷，如何兼顧事業、家庭、建國活動，成為他的煎熬。
劉重次參加凡爾賽宮旅行時，發現就讀巴黎音樂學院、主修鋼琴的陳郁秀因為準備畢業考而未能同往，所以回到巴黎後，想準備一頓豐盛的台灣料理表示加油打氣。陳郁秀在學校的法國學生班級上課，壓力很大，經常為了練琴，必須犧牲同鄉會活動。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位畫家父親是師大美術系教授陳慧坤，她又是北一女中二年級時就隻身留學法國的資優生，為了不讓人覺得孤傲，她偶爾會參加時間較短的聚會；劉重次已經盛情邀約，飯局頂多也只有兩、三個鐘頭，她不好再推辭，於是選擇晚上八點之後不能在宿舍練琴的時間，和同鄉兼室友一起赴會。
當晚，劉重次親手煮了一桌好菜，盧修一也受邀一起恭候嬌客臨門。兩位女生才一進門，就聽到其中一位低聲對另一位說：「就是他啦！」留著一頭長髮、睜著圓圓大眼睛的陳郁秀淡淡地「喔！」了一下，盧修一則對初見面的陳郁秀說：「妳很有名欸！可是都看不到妳。」
吃飯時，陳郁秀心裡只想著趕快結束就回宿舍，她必須留點時間背琴譜。盧修一整個晚上不停地找她說話，她根本無心細聽，盡是應付，直到盧修一對他說：「我們很有夫妻緣，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牽手。」還左一句、右一句叫她「太太」「太太」，陳郁秀把他當成瘋子，忍無可忍地抓起桌上的蘋果丟過去。哪知盧修一不以為忤，「以牙還牙」地把蘋果皮丟回到陳郁秀身上鬧玩著，氣氛有點滑稽，陳郁秀卻一點也笑不出來，氣呼呼地拂袖離去。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107~108。
「五一」是社會主義者的大日子。盧修一與四、五位同志的會議開到很晚才結束，因為巴黎所有的花店都打烊了，他急急忙忙找到一個攤子買了鈴蘭，然後趕搭地鐵去找陳郁秀。接近深夜，他終於滿頭大汗抵達宿舍，將鈴蘭交到陳郁秀手中時，激動而深情的說：「郁秀！這束鈴蘭帶給妳永遠的幸福。我真的認為妳就是我的牽手，我本來最反對資產階級，你從小學鋼琴，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不過我有信心，給我機會，相信經過相處以後，我們一定是最適合的一對。」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112。
這一年暑假，陳郁秀以第一獎通過畢業考，他母親到巴黎探望久未謀面的女兒，盧修一拿出最大的誠意熱心相陪，想給長輩留下好印象，不久即發現阻力重重，歸根究底，還是因為他學政治。當陳郁秀父母知道兩人已經認真交往起來，真是憂心忡忡。
1973年夏天，小倆口已經分不開了，決定結婚。盧修一先請小姑媽前往陳家提親，陳郁秀父母害怕掌上明珠日後受苦，堅決反對；七月份，盧修一回到台灣求見陳郁秀雙親，同樣吃了閉門羹。他心情十分沉重，看著心愛的人夾在親情和愛情之間備受煎熬、經常以淚洗面，只能心疼地安慰說，要體諒父母對於嫁女兒的心情，同時也相約用時間來爭取兩老的諒解與接納。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113。
搞革命和談戀愛一樣，都需要激情，這使得不願意放棄革命的盧修一，成了「危險情人」。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必然會碰觸共產主義的起源，回視台灣在近代尋求民主獨立、推翻獨裁專政的過程，盧修一發現台灣共產黨竟然曾在歷史中曇花一現，毛澤東最早還按照「第三國際」最重要的政策綱領「支持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裡面，於1934年「遵義會議」後表示：「打倒日本侵略者，朝鮮獨立，台灣亦比照。」誰知道中國共產黨革命前說得冠冕堂皇，掌權後立刻露出大中國沙文主義的真面目，處心積慮想「血洗台灣」。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114。
研究共產主義與台共在台灣日治時期的發展，除了仰賴大量保存於大英博物館的文獻外，也必須在台灣和日本取得重要史料，盧修一為此規劃了一個長達兩個月的台北、東京行程。1973年6月底，他從布魯塞爾經曼谷、香港，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馬不停蹄為婚事與蒐集中文資料奔走，同時積極恢復過去與國民黨、政府、學界等社會關係，好為日後回台灣的地下工作布局。
他還順利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李煥，親自遞交一份七百字的建議書，直言應強化海外組織機能，破除陳腐作風，避免忠黨愛國之士為毛共所惑，並且要能因應時勢以鞏固人心，鼓勵青年學生敢言敢做，從漠視國家社會榮枯中點燃熱情，積極主動，才能創造新局。
他於八月初離開台北，在東京見到仰慕已久的史明。這段期間，他住在史明開設於池袋車站附近的「新珍味」中華料理店樓上，一邊蒐集論文資料，一邊跟隨史明研究全套的革命理論和組織方法，從此和史明正式建立組織的工作關係，也更進一步認識這位台獨左派先峰對於台獨運動和建構台灣史觀的堅持。
原來史明的父親早年參與過文化協會、留日期間也曾擔任過《台灣青年》編輯。他從姨丈（王添灯兄長）和叔叔（曾任謝雪紅秘書）口中了解不少「二二八」真相，從最早的反日、反帝、反殖民思想，轉而全心投入反蔣、反國民黨的行動；因為抱定終生革命不輟的決心，婚前即做了結紮手術，以免將來拖累後代。他的料理店生意興隆，每個月大約有兩百萬日幣的營收額，這些錢大部分用來供應「獨立台灣會」從事地下工作，終於引起日籍妻子不安而求去，從1963年便孑然一身。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許多對國民黨希望幻滅的台灣人，先逃往香港暫時避難，再轉到沒有語言和文化隔閡的日本，另起爐灶。1949年，當國民黨政權倉皇敗退到台灣時，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灣人為了躲避迫害，也以每個月超過一千人的數量想辦法進入日本，使得東京成為台獨運動最初的中心地；60年代，隨著新一代台灣年輕人赴美國留學人數直線上升，台獨運動在北美洲展開積極運作，留學生較少的歐洲，也在70年代出現目標一致的小規模組織。這些人共同追求的核心理念即是：「依據人民自決，以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同時屏棄任何極權政體，不管是共產黨或是國民黨政府。」
然而海外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異國生活困難，以及國民黨特務迫害的巨大壓力，儘管組織成員個個不是碩士就是博士，大多數也只能成為「周末革命家」，而且激昂言論多，實際行動少。史明的特殊生涯經歷，讓他加入「台獨聯盟」不久，就退出來走自己的路，成為海內外左翼運動理論和革命行動的開山鼻祖。就是這種堅定的實踐路線，讓盧修一深深信服。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115~117。
夫妻相處就像跳探戈，雙方有時進，有時也要懂得退。凡事講求儉約的盧修一，對於陳郁秀追求生活用品的質感，起先曾有「改造」的念頭，例如杯子是用來喝水的，不必非得高級精美不可，但陳郁秀輕輕的回說：「你都已經娶了我，就要接受。」他想想，平白無故要一個人接受社會主義者的生活態度，並不公平，再也沒有堅持。想法的改變非一朝一夕可及，日後攜手相伴的日子很長，他可以帶著妻子共同成長，成為一輩子的愛人同志。
再美好的日子，終舊是做客他鄉，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眼看著台灣即將進入新局面，盧修一雖然修完博士課程、再花幾個月把論文寫好就可以進行口試了，但他哪裡還有心情留在巴黎。陳郁秀勸他無論如何拿到學位再一起回台灣，但他就是認為，此時此刻一味追求文憑主義根本沒有意義，於是很認真地告訴陳郁秀：「法國多個陳郁秀沒什麼稀罕，台灣有了陳郁秀，可能會不一樣。」
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擇，陳郁秀決定聽丈夫的。1975年冬季，盧修一偕同妻子，義無反顧地踏上歸程。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120~121。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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