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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彭明敏回憶錄）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人，若能以理智宏觀的方式，應付日治時代的不公平待遇，於困境中能夠忍受煎熬，自然會有成就，這與中國黨在台灣的行徑，形成極端的對比。
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將積蓄投資於稻田，買了約四十甲田，依當時標準，這算不少產業。他想給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時常搭火車北上時，他總是指著黃色的稻田，驕傲地說：「那些稻田都是我們的。」
我出生於大甲，是三個兄弟和一個姐姐中最小的一個。我們長大後，發現父親確實是非凡的人，以及為什麼他贏得大甲地區廣大的尊敬和愛戴。他喜愛馬，有時畜養四匹，常有一名馬伕照顧。他會在大清晨騎馬到遠處出診，這在台灣是很不尋常的事。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天他騎馬狂奔回家，後頭有一匹憤怒的水牛一路追趕他。還有一次，他的馬真的被水牛角牴傷了。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7。
記得有一個問題，擾亂我們家庭的和諧。當時台灣有一普遍風俗，就是較富裕的人家「收養」女孩，在實際上，是做為僕人。這些養女在五、六歲時就被帶到家裡，她的家人拿到一筆錢，做為她做僕人直到婚嫁年時的代價。在有些家庭，這些女僕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們則受到虐待。我們家裡常有這樣的女僕，甚至當我的姐姐結婚時，還有一位親戚送了她一名這樣的女僕。我的哥哥進入高中以後，便攻擊這種習慣是一種奴隸制度，有時甚至說：「你們自稱為基督徒，而這些人在此當奴隸！」雙親因此發窘，試圖辯護，指出在我們家裡的女僕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從來不曾為此感到舒服過。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8。
那時情況，對於台灣人小孩，是非常特別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為著在台日人子弟，採取與台灣人隔離的小學教育。在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兒童不懂日語，這種隔離政策還算有正當理由，但二十五年過去後，情況不同了。然而，隔離政策仍基於偏見而繼續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台灣人發動第一次有組織地要求實施地方自治並廢除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歧視。歐洲戰爭中日本加入聯軍，刺激了日本工業的異常擴展，隨著城市人口和工人貧民區也相應的增加。與革命運動開始橫掃歐陸同時，日本都市的新無產階級也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俄國帝制被推翻，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也受到挑戰。美國威爾遜總統宣揚個人平等，並強調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這情形下，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求國際正式承認種族平等。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學校的種族歧視。一九一八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平民首相，而東京當局在台灣也開始稍做讓步，例如經過二十五年的軍人總督之後，第一位文官總督受派任了；而於一九二二年，學校的種族歧視在理論上廢止了。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代台灣人開始成熟了，而他們大都懂得兩種語言。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9-30。
首次到日本，將我帶入一個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灣日人自覺是少數，約卅萬日人統治著四百萬台灣人，而兩個民族的差異是無法掩藏的。在東京我們一家人則迷失於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無人注意到我們是台灣人。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31。
自從孩童時代，身為台灣人，使我在心理上愈來愈感複雜。我講的日語完美無缺，在學成績也不錯，但總是太清楚地自覺與日人同學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尷尬。中文「彭」字，在日語發音為「何」，每次在課堂被叫到，總引起哄堂大笑。母親穿的是旗袍或洋裝，每當有公開場面，她來到學校，總令我尷尬不已，因為她看起來與其他日人學生的家長那麼不同。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33。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古達卡諾 （Guadalcanal），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 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34-35。
日本自由派崛起，與軍閥派的交衝、自由思潮與革新、嚴管與戰爭，各種色彩組成當時的學界浪漫。
我們有一位非常特異的哲學教授，士井。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穿著隨便，舉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種種束縛，這等於向我們宣揚反抗精神，贏得了我們的欽服。一般說來，全體師生大多有強烈的反軍國主義的傾向。我們欲維護獨立的象牙塔，軍國主義者則要摧毀它們。因此，學生與軍訓教官之間，有一種緊張關係。
心理學教授是一個安靜拘謹的人，曾在陸軍服役過。他的授課有系統，但相當沈悶。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們寫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誠自由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他答應為我們守密，我即開始寫一篇譴責日軍侵犯中國的文章，而一旦入筆，我便不停地寫，一口氣寫了十頁以上，責難日人對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歧視和輕視。雖然知道這篇文章如果發表於外界，我一定會被逮捕，我仍然將它交出去。幾天後，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證不會有人看到我的文章，並對我所痛訴的情況表示遺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後還是要將我的想法隱藏，不要對人提起。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40-41。
有一位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的學生與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東京的一個富家子弟。儘管我們的年齡和學校不同，我們成為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從樓上衝下來，大叫：「東條這個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這樣，一切都完了。」他剛剛聽了廣播，說日本攻擊了珍珠港灣，獲得大勝利。
從那天起，學校陷入絕望氣氛，與校外馬路上喧鬧的群眾遊行，成正對比。對一般日人來說，在中國多年無結果的戰爭之後，珍珠灣的大勝，確實令人狂喜。每個人都聽到多少美國艦船被擊沉，多少飛機被擊落，而到處都洋溢著驕傲和澎湃的狂熱。到處都有提燈遊行和慶祝活動。可是，在我們校園裡面，教授和學生卻不那麼樂觀。關於美國，我們讀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心裡都感覺，將來還是完全的未知數。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42。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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