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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在Oregon的家居近照）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良心學者到台灣，想走文明之道，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中國黨只想控制學者，作為「御用」，以愚弄台灣人民；對於追求自由、人權、民主的學者，加以迫害，有些生存於夾縫中的專家、學者，皆必須昧著良心苟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也經歷著極大的混亂和剝削。這並不能歸罪於共產黨。當時在台灣無疑有共產黨特務存在，卻沒有重要的共黨組織。陳儀的繼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選擇，主要是因為他頗為華盛頓政界所熟悉。事實上，他不過是傀儡而已。一般相信，魏太太在幕後操縱實權，並決定經濟政策。
雖然政治腐敗，台灣學術界卻開始顯露復甦的現象。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上節節逼進，許多學術機構相繼瓦解，不少優良學者也四處流浪，輾轉到台灣來尋求一棲之處。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兩年，就有大約二百萬難民逃到台灣，一些公私立圖書館的藏書，研究資料以及藝術珍藏亦跟著搬來。一些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經因為躲避日軍侵攻而東轉西徙，如今又渡過台灣海峽，在台灣復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中心機構－中央研究院，因為無處可去，最後只好搬到台北。台大是日人在一九二七年創建的，由國民黨於一九四六年接收，現在也開始擴充了。有數百名從中國各省逃來的流亡學生也進入台大。
彭明敏，1988，“留學加拿大和法國＂，《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87-88。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為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瞭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 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卻未經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末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民。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 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民。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04-106。
在這次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的。蔣介石便問我：「你的家人怎麼樣了？」「有幾個小孩？」「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或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的。蔣夫人卻在午宴時才出現。
在一次討論會中，國民黨政府當時派駐聯合國的大使蔣廷黻，突然提議研究如何改革國民黨政府，使得與會人士大為驚異。他一向被認為政府官員中最開明、最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開主張成立了一個真正的反對黨。然而，沒有人預料他會在這場會議中做這種建議。胡適先生，顯然非常尷尬，提議說這次會議不宜於討論這類事情，最好在其他場合再討論，而阻止了蔣廷黻。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09-110。
一九六○年夏天，給我更多思考的機會。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在台灣言論比較自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接著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嚴厲攻擊。任何人膽敢指出蔣介石反攻大陸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國民黨流亡台灣已經十年，思慮較周到的人認為應該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團結合作。年紀日增的高級官員，數目日減，卻將金錢和子女送到國外。軍隊士兵，台灣人已佔多數。台灣人人口急遽增加，與流亡的大陸人的比例已達五比一。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經到了。
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會議的前幾天，我以前的學生傅中梅（傅正）前來看我。他神情憂悶。他以前是國民黨青年軍，也擔任過政工，現在卻在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雷震一直在建議政府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將國民黨自由化，較實際地估量台灣真正的政治和軍事處境。他尤其主張大陸人和台灣人間的合作。傅告訴我，雷震的「自由中國」正受到國民黨特務日增的壓力，「隨時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發生了。我在東京看到報導，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這是一個令人寒慄的消息，也終止了成立反對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一類的談論。雷震，已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終於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綠島，單獨隔離監禁多年，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接觸。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12。
很少人能夠遠離KMT的魔掌，中國黨善於運用各種榮譽、人情與利益，來引誘老實的台派學人，由於不斷的柔情相隨，給足許多他人所沒有的好處與方便，就是鐵漢也難以自拔。
台灣的青年商會，模仿美國，決定選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各地分會分別推薦。在公佈獲選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時，我才知道我也被選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這使我感覺很尷尬，因為我已將近四十歲，但要辭退已經太晚了。廣播電台和電視大肆宣傳，報紙也有連篇的專訪報導和花絮新聞，整個過程是徹底的商業推展企劃。最後，還有一項精心設計的正式頒獎典禮，在圓山飯店舉行，我應邀做一簡單的演說。
當時，蔣經國為青年救國團主任，他便邀請十位「傑出青年」茶敘。無疑，在這種場合，照例會拍攝團體照，而這些相片也必會被救國團拿來做宣傳之用。這些實非我所能接受。我仍然自認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純學者，我實不願我的學生看到我與眾人所畏怖的特務頭目而又自稱「青年導師」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寫了一封信請人送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說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參加茶會。隔日，當全島報紙大登團體照時，我的缺席顯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樣的猜測，為什麼我要杯葛蔣經國的邀請？沒有想到，這事日後竟被列為我「反政府」證據之一。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15。
我從紐約回來後不久，又被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十名左右的安全、情報單位人員見面，報告我對聯合國大會的觀感以及在外國的觀察。他們一再要問在美國台灣人學生的立場、想法和活動，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訴他們海外學生的想法和主張。我說，他們獨立的主張並不是私人的或個別的嗜好，而是對於國民黨基本政策的整個反應；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體制和結構；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參加省政而被摒除於「中央政府」實際權力之外；他們認為台灣人有繳稅的義務，卻無參政的權利。
在中央黨部聽我說話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變留學生的觀點和想法，但我告訴他們，除非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改變，想要扭轉留學生的立場是相當悲觀的。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在場的人都很清楚國民黨的政策就是蔣介石的政策，我沒有說出政府應做什麼改變，也沒有必要說出。這些人不是傻瓜，他們約我來談談，是因為我是台灣人，又是國立大學的政治系主任，而剛由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回來。談話結束時，他們表示感謝，他們似乎真正地欣賞我的坦誠。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26-127。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輝邀我到他家裡去晚餐。就在我們離開餐桌之後，一個緊急的消息傳來。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項會議上，心臟病猝發而倒地。我趕回家，並乘計程車到南港去，到達那裡時，他已經去世了，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我端詳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與他 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就在那裡，台大錢思亮校長告訴我，曾給我經濟支持、使我能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完第二年的，不是別人，就是胡適先生本人。在我們將近十年的交往期間，這位最仁慈、最親切的學者，對我始終隱匿他私人幫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進修這個事實。我也太天真、太不夠經驗，毫無臆想到有這種可能。於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27。
我從學校乘車到這幢紅磚巨大建築時，有點緊張。我把義手從口袋中抽出來，讓它垂懸在外面。大家知道，蔣介石的衛兵奉命射殺任何在他面前有什麼可疑或突然舉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衛兵恐怕會誤以為我用左手在口袋裡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傳說，例如在一次軍校畢業典禮上，一位上前從蔣介石接受畢業證書的人，緊張地要從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額汗水時，當場被射殺。又聽說，蔣介石的車隊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馳時，正好有一個農夫在路邊大便，這可憐的傢伙看到車來，想急促躲避起來，即被擊斃，因為他行動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總統府，就被帶往一間接待室，在那裡聽取拜謁規矩的說明，在何時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請坐，就可以坐下，然應警覺蔣介石要終止會見的時刻，他會讓你知道時間已到了，那時，在他面前告退時要鞠躬，到了門口還要轉回過去再鞠躬一次。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28-12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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