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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台灣解嚴20週年 彭明敏教授於歐洲議會紀念典禮）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派不瞭解中國黨，乃是無所不在的蟑螂，往往一廂情願的主觀認為沒有事情，反正光明正大又沒犯法，不會怎樣。
其實，中國黨要修理您這個人，不必等您犯法，就可運用栽贓、抹黑手法，要您有罪，就會有罪。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不但利用吳文就打進我們圈子裡來，還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台獨刊物、日幣等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可以把我幹掉。吳文就和其數十名朋友們所以被捕，完全因為陳光英向調查局打報告。後來，這些朋友們受軍事審判，被判重刑時，陳光英還公開出庭，為調查局作證呢。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31。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調查局辦理我案件的人員，終於正式向上面簽呈，要求將我槍斃，然後，釋放所有被捕的我的朋友們。可是，這個建議並未得到高層的批准。
一天，有一位很大膽的美國朋友來看我。任何外國人在我家附近出現，總會使特務們大肆緊張。這個美國人一從我家出去，即時受到特務們跟蹤。於是，他便大跑起來，特務們想要捉住他，趕不上他了。
在這時候，又發生一個插曲。中央研究院主辦一個社會科學的會議，十多個美國學者也應邀參加。會議日期接近時，監視我的特務們，變得非常不安。他們害怕我設法與美國學者見面，或者美國人想辦法來看我。甚至普通警察也奉命嚴密監視我。在會議期間，王淦每日都來拜訪我，以確保我一直都在家裡。有一天，他告訴我，美國大使館打算宴請與會的學者，而調查局知道我將也會受到邀請。他堅決勸我不要接受。可是，其實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
彭明敏，1988，“監視＂，《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33。
無法收買就打死他，中國黨有殺人組織，訓練武林高手，平時有如常人，一旦接到指令，殺人封喉、乾乾淨淨、毫無線索，這些殺手不單單對付台灣人，亦殺害政敵，幾次大案未破，事出有因。
江南案，是因為涉及美國人的人權，美國人譁然，方能「破案」？
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他們警告我，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會設計出來。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我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37。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箋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做為費用。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39-240。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份，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41-242。
最後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要佯裝冷冷靜靜，若無其事，非常困難，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當我的兒子、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我把他們叫過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他們覺得很迷惑。當我向他們道晚安時，其實我自己心裡卻在說「何時再見？」了。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43。
大約半夜十二點半，正月黑夜時，我抵達斯德哥爾摩。那天恰是那年最冷的一天。瑞典官員已獲通知我將會抵達，身上沒有任何旅行文件。氣溫是零下廿五度。有三對瑞典夫婦來迎接我，帶來了毛衣、長筒靴、手套、圍巾和皮帽。他們堅持要我當場將這些東西全部穿戴起來。我看起來一定很古怪可笑。我們便到一辦公室逗留約十分鐘，警察只是簡單記下我的姓名，然後很有禮貌地要求我隔天再回去辦理手續。我千真萬確進入另一種世界了。
這些瑞典的新朋友們都非常仁慈。他們都是國際特赦協會很活躍的會員。他們知道我將要離開台灣的大概時間，所以直到接到我的電話以前，都非常擔心和緊張。他們知道這幾天在每一個政治逃亡者的生命中，是最緊要的一刻。後來聽說，那天來迎接我的朋友之一，隔天一早便接到另一位也是國際特赦協會會員的電話。當被問道「他怎麼樣？他看起來如何？」時，她答道：「他看起來糟透了！」顯然，我的化裝和鬍子給我一個最不引人的模樣。
他們用車把我運到一對夫婦家裡。他們非常熱誠地歡迎我，雖然那時已經清晨二點半了。在我的小房間裡有一束鮮花，又有卡片寫說「歡迎到瑞典」。我洗了澡，跌入床裡，精疲力竭。可是，即使如此，在我入睡以前，腦海裡清楚地浮顯著二個不同世界的強烈對比，一個是這個文明世界，另一個是我剛逃出的那個充滿恐怖和醜惡的政治世界。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47-248。
當局知道我逃亡後，立刻拘押我的太太、兒女和其他親屬。我的大哥在高雄被捕，以飛機押送台北受詢問。他們都受到廿四小時的疲勞審問，被釋放以前又受警告不得透露這場遭遇。他們都對這種嚴厲審問，表現得很堅強。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50。
那時我還不知道華府的反應如何，但是我知道日本並無政治庇護的觀念，通常對這類問題非常冷淡。我聽到日本政府將我的問題提到內閣階層去討論，最後決定要與國民黨合作。剛在那時，日本與國民黨有一個爭執。佐藤內閣正受到國內很大壓力，要迅速擴展與中共的貿易，同時，日本卻在台灣有巨額投資，其與台灣的貿易也獲利極大。國民黨則不斷對於日本與中共的貿易來往，提出抗議。我的案件，剛好給日本政府提供一個好機會，不花代價而能多少安撫國民黨。日本政府裡面似乎沒有人對於這類案子所包含的人道問題，感覺任何興趣。事實上，在日本已有前例，亡命在日本的台灣人被引渡給國民黨，成為無情的政治經濟交易中的犧牲品。
駐在斯德哥爾摩的日本大使，接獲指示，要探知我下一站計劃到那裡去。結果弄得自己貽笑大方。顯然，他們以為我會想設法潛入日本。於此，日本大使曾親訪瑞典移民局長，而被告以瑞典不清楚我的未來動向，也不管此事。其後，日本大使又派秘書到移民局，明白表示日本不會允許我入國。我根本不打算到日本去，所以這已夠可笑，而使得事情更加離譜的是日本大使又正式向瑞典政府提出要求，防止我到日本去。驚訝的瑞典官員只有指出，防止我進入日本，是日本政府的事，不是瑞典政府的責任，更何況，瑞典既無義務，也無權利指令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
彭明敏，1988，“逃到瑞典＂，《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54。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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