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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台灣大國策》新書發表會海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對國家主權的信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信心，方是克服萬難，走出台灣的活路。
藏人的流亡之路是白骨血泪之路，艱苦卓絕之路，同時也是藏傳佛教走向世界之路。正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藏傳佛教在流亡中迎來從未有過的世界性影響；在心靈腐爛於物慾的時代，人類正在把藏傳佛教當作拯救心靈的精神價值之一。
藏人的宗教頑強，藏人與西藏高原的天人合一，人類對藏傳佛教命運和藏人心靈苦難的強烈關注，這一切合乎邏輯地使中共暴政恐慌，並將西藏問題當作心腹之患。
袁紅冰，2010，“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74-75。
中共官僚，缺乏對共產體制的信心，其鬥爭的本質，使得當權者惶惶不安，需不斷製造矛盾來戰鬥，方能茍安一時。
近年，中共官僚階層以及依附權貴的奸商惡賈，把送子女、情人到國外留學當作轉移資金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於中共貪官數逾兩千萬，再加上奸商惡賈，中國留學生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而其學費則成為許多國家的大學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在中共有意操作之下，各國大學很快便意識到，想得到中國的留學生，就必須聽命於中共。於是，各國許多大學都奏起向中共求愛的政治小夜曲，而幾乎所有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均已淪為替中共吟唱贊美詩的學術奴僕。
袁紅冰，2010，“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86。
二零零四年，由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常委胡錦濤主持，中共在全球推行「孔子學院」計劃。時至今日，中共已在近九十個國家，建立起近三百所孔子學院，遍布五大洲。「砸碎孔家店」，徹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建立共產黨文化—這是中共建黨的文化原則之一。中共統治中國的六十年，也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共毀滅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利用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的好奇，以「孔子學院」之名，推行中共黨文化的全球滲透擴張戰略。「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收買眾多親中共的外國人，作職員或者教師；在東歐，原來共產政權養活的只懂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知識分子，在共產政權崩潰之後合乎邏輯地變成知識垃圾，現在，中共把這些知識垃圾收納入「孔子學院」，為中共二十一世紀領導共產主義運動復興，預作人才準備。
中共海外的文化滲透，在宗教領域也取得重大戰果。二零零九年末，中共統戰部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相關報告中稱，美國境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華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均由中共官辦的「三自」教會實際控制；台灣的佛教和道教的著名人士，百分之九十以上，同中共官辦的彿教協會和道教協會，建立起密切聯繫。
袁紅冰，2010，“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88-89。
中共成功地收買了全世界，國際輿論則完全違背事實，把中共，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人類大劫難之源，描述為一個具有理性的政治存在。依照「超限戰」理論，中共運用非軍事方式展開的全球擴張已經如火如荼，
袁紅冰，2010，“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91。
製造矛盾、加深分裂，不斷的戰鬥，是中共維繫政權必然手段。
歷史證明，共產主義運動一旦獲得國家權力的政治形式，就迅速轉變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存在；國家恐怖主義對內表現為政治「專政」，即實施人類歷史上最冷酷的警察統治和最嚴密的特務統治；大規模屠殺、逮捕、監禁、流放、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則是國家恐怖主義的特徵表述。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對外擴張必定表現為戰爭和大規模屠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假北韓之名進行的軍事擴張引發韓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共假紅色高棉推行的共產主義政治擴張，構成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被屠殺的原因。現在，當漫步於吳哥窟廢墟間的外國遊人同柬埔寨人對視時，從他們—無論男女老幼的眼睛裏，都能看到同一種荒凉的悲愁。時至今日，中共為掩蓋其作為國家恐怖之源應當承擔的反人類重罪，仍然用強權與利誘對阻止紅色高棉大屠殺的審判。
袁紅冰，2010，“中共極權擴張的謀略概要＂，《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99。
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一直是自由民主國家社會正義的基石。法律的合理性又應當以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識性為前提；法律超越常識性，到了一般人難於理解的程度，法律的合理性就已經受到質疑。因為，不應當用國家強制力迫使人們遵守自己理解有困難的規則。但是，由於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用以自律的共和精神、道德理念和社會責任感日益萎縮，法律不得不通過繁瑣化，來擴展其規範的領域，才能保障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而法律的繁瑣和龐雜化，使法律變成一門遠遠超越常識的專業知識；作為這門專業知識生命承載者的律師和法官群體，就實際成為淩駕於普通公民之上的社會正義的代言人。正義的解釋權一旦淪為某個專業階層的特權，社會就開始以「正義」的名義趨向非正義的過程—這正是自由民主國家面臨的社會法律危機之一。
袁紅冰，2010，“人類大劫難是怎樣形成的＂，《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117。
中共暴政按照鄧小平的策略原則，通過權貴市場經濟政策，把中國人誘向瘋狂追逐物慾的命運。中共當局特別注重收買知識界和商人，在物慾的誘惑下，中國知識界整體上背叛了真理，中國商人則幾乎毫不猶豫地背叛了良知。中國很快就形成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和骯髒的金錢的神聖同盟。權力、知識、金錢，這三個最具社會能量的要素，三足鼎立，共同支撐起中共極權體制的穩定。
袁紅冰，2010，“人類大劫難是怎樣形成的＂，《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132。
ECFA是超限戰的一環，中共製造「統台」大計，而馬騜隨之，大快中共之心。
二十餘年來，中國向世界輸出沙塵暴和廉價商品，世界則向中國輸入資本。人類毫不在乎中共經濟發展模式對良知的摧殘，對理性的踐踏，而只把吃過尸體的野狗一樣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貪慾的滿足。中共成功地用貪慾收買了整個人類，數億農民工二十餘年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對中國自然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巨量的國際資本，這三個要素共同創造了屬於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黑色的經濟奇跡。中共在真正開始全球擴張之前，首先輕而易舉地用貪慾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泯滅理性和良知的貪慾所得，必遭天譴。現在，中共聚積起全球擴張的巨大經濟能量—極權政治擁有的急劇膨脹的經濟能量，最終必然以國際擴張作為政治的洩洪道。
不義之財，得之不祥。一部分台商，特別是國民黨權貴家族，或許從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中得到了暴發式的財富，但是，台灣所受到的傷害最深刻。這並非指中共正利用通過台資積累的經濟能量，壓迫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對台灣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全面統戰滲透，也不是指中共決意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徹底控制台灣，滅絕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此，我只是說，部分台灣商人的財富得到暴發式的增長，而台灣的經濟能力却受到或許難以恢復的損傷。
在中國獲得經濟的成功，不需要符合理性與良知的經濟運作能力，也不需要科技創新能力，甚至不需要艱苦拼搏的精神，需要的是自我窒息道德良知，用鐵石之心，儘可能從農民工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和對自然環境肆無忌憚的破壞性利用中，搾取暴發式的利潤。
袁紅冰，2010，“人類大劫難是怎樣形成的＂，《台灣大國策：歷史在逼問台灣，做政治奴隸，還是做自由人》，綜美，台北市，pp.135-137。
（未完待續，撰於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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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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