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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向權貴進貢或朝貢是中國文化的常態，過去如此，現在更嚴重，阿九要台灣與中國連結，台灣拼不過中國，阿九穩當特首。而台灣人400年的奮鬥，必毀於一旦。
在中國官場文化史裡，賄賂被視為一種「朝貢」，無賄賂可收的官員，反而會被看不起。漫長歷史養成了這種風氣，官史都把貪污視為理所當然，成為公開的官場活動。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形成，當然也是因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還沒有獨立司法與言論自由的機制。中國有句古話：「衙門八字開，無錢免進來」，具體而微的說明了中國社會的特色。
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在1994年1月報導，安徽省已經成為貪官巢穴，150萬大大小小官員之中，有高達五分之一曾利用權位中飽私囊。在輿論壓力下，同一年總理李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政治報告時，被迫強調：「我們必須維持展開反腐敗鬥爭，因為這攸關中國的生死存亡。」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病入膏肓的腐敗社會"，《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37。
結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是中國人結婚必須獲得政府許可，雖然結婚證書發行費用只需9元人民幣，不過在加上各種手續費與官員疏通費，有時竟然超過1000元。對於貧窮農村居民來說，取得結婚證書是非常大的負擔。
另外，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想生孩子也必須獲得許可。原則上，一人只能領一張「准生證」（生產許可證），但後門敞開，賄賂金額越多的人，就可以取得越多張許可證。
改革開放之後，這些限制大幅放寬。對於貧窮農民來說，在都市取得戶籍是最大夢想之一。由於中國農民長期以來被其他人輕視，因此希望能取得都市戶籍以便脫離農村的卑賤生活。改革開放以後，農民爭先恐後地想前往都市謀生活。只是，這些人多半沒有一技之長，即使順利進入了都市，也不過是可憐的「盲流」。
另外，即便規定有所放寬，人民可以自由遷徒，有些地方政府還是會要求外來者出示身分證，沒有身分證的人往往會被逮捕。例如想進入深圳經濟特區的人，必須提出身分證、未婚或結婚證、健康證、審檢證、邊防證、暫住證六種證書才可通行，只要欠缺其中一種，就會當場被逮捕。而民眾想取得這六種證件，多半需要相當程度的賄賂。
總之，進入特區的許可證不易取得，若取得證件但是未能隨身攜帶，也可能慘遭當局刁難。比如說，不管多老的夫婦同宿一室，若遭到臨檢時未攜帶結婚證，男方就會判處「非法同居」或「嫖娼賣淫」罪，罰款5,000人民幣或拘役15日，受處罰者不得作任何抗辯，女方則判處一至三年的勞動改造。只因為沒有攜帶一紙證明而遭遇如此災難，民眾即使有怨言也只能乖乖賄賂，取得各項證明文件。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許可制度大開貪官之路"，《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38-40。
《戰略與管理》雜誌（2006年6月號）曾刊登經濟學者楊帆的論文，其中指出20年來，中國各級官員利用權力中飽私囊的國家資產，高達30兆人民幣。
文革10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粗估才只有7,000億人民幣，可見30兆的數字多麼驚人。換言之，即是號稱「十年浩劫」的文革大動盪，國家資產的損失仍遠小於貪官污史的中飽私囊。
中國各級官員總數約2,000萬人，據說官員犯罪率達40%。但事實上，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官員都曾貪污，可說是無官不貪。當然地方小官貪的金額相對有限，能貪鉅款的只是少數高階官員與黨幹部。
中國政府很早就開始實施計劃經濟，並且在「王土王民」的思想基礎上，規定全國土地歸國家所有。因此，對於中國人而言，土地無價也不用付費，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觀念完全不同。
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後，1986年中國制定了「土地管理法」。隨後，1988年進行修憲時又制定了「土地使用權法」，規定一定期間內可以讓民眾取得土地所有權。於是就出現了「土地使用權」買賣的情形，土地開始被視為「有償」資產。這項新政策一推出，立刻大大刺激民眾，搶挖石油與金礦似地拼命購買土地，造成土地價格迅速飆漲，許多人一夕之間成了暴發戶。
即便到今天，賣地仍是高官撈油水的最重要管道之一。以廣東政府為例，1990至2000年的售地總收入，就高達約3000億人民幣。
按理說，售地所得必須全部上繳中央政府，但事實卻不然，幾乎所有款項最後都進了地方官員的口袋。所以說，在中國「權」等於「錢」一點都不假。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30兆國家資源被侵吞"，《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43-44。
中國貪污不如台灣的中國黨，有著密切結合的共生結構，有時候會分贓不均而破出裂縫，事實上逮捕貪官的原因，只是權力鬥爭的手段。
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北京市長陳希同貪污案。此外，以瀋陽市長慕緩新貪污事件為例，在追查之後，其中共犯竟包括中級人民檢察院院長、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警察局長以及地方「黑道」。
中國政府高官貪污的最大案件，就是前公安局長陶駟駒事件。他盜領的金額高達7億人民幣，牽扯到的人包括副總理錢其琛、國務委員吳儀（譯註：2003年升任國務院副總理；2004年2月，出任新成立的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以及許多高官與家人，總計約100人。
另外，以劉伯承元帥么子為核心的50名空軍幹部集體貪污事件，也是令人震撼的大案件。李嵐清與朱鎔基之子也在山東省發生盜領10億公款的事件。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人間蒸發的三峽大壩經費"，《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46-47。
2000年流出中國的國家資產推估為568億美元。相對的，這一年中國貿易盈餘241億美元，外資流入400億美元。貿易盈餘與外資流入合計641億美元，其中幾乎九成的錢都被幹部掏空匯出中國。從事實來看，2000年時中國國家外匯存底為1,656億美元，比1999年的確只有略微增加。
另外，據估計過去20年期間，中國流到海外的資金達2,260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高達1兆8,080億元。
照中國著名御用經濟學者胡鞍鋼指出，地下經濟、逃稅與錯誤的公共投資，以及各種政治腐敗造成的中國經濟損失，每年平均金額9,875億至1兆2,570億人民幣，約相當於GDP的13.2到16.8％。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走私出境的巨額資金"，《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48-49。
在中國若想成為暴發戶，最快的捷徑至今仍然沒有改變，那就是成為共產黨員，然後再想辦法成為政府官員。1997到2001年為止，被開除共產黨籍的人多達30萬人，入黨的人卻更多，每年超過200萬人，所以中國共產黨黨員至今還在快速增加。握有權力的黨員數目增加，意謂著偷米的老鼠也越多，中國國家財政「米袋」也注定會被咬出更多破洞，被偷走更多的米。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流向海外的資金下落不明"，《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51。
更有幾個貪瀆事件向上牽連到國家主席江澤民，例如安徽省副省長王懷的貪瀆事件，以及江澤民之妹江澤惠的索賄事件，據說都與江澤民脫不了干係。江澤惠能從安徽省小型大學的教授一躍成為森林部副部長、中國農林科學院院長，當然是沾了兄長江澤民的光，正是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擁有1,000萬甚至1億人民幣以上資產的民眾，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大都市，以及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山東省、遼寧省、福建省等沿海都市。
這些千萬或億萬富豪的出身背景有三種，最多的是高幹子女與家人，佔全部人數高達90％。其次是得到香港與澳門乃至於海外親戚資助，或是經商成功者，佔整體5.5％。第三種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幸運獲得成功的人，佔整體的4.5％。
陳伯達撰寫的《中國的四大家族》指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及其家族擁有的財富，高達200億美元。不過，當時四大家族主要是侵吞國民黨的黨產。但是今天被私吞的不只是黨產，就連國家財產也成為黨幹部上下其手的對象。
而且，相對於國民黨時代的四大家族原本就是資本家，現在共產黨官員幾乎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一夕致富的暴發戶。更何況在國民黨時代，斂財大戶主要就是這四大家族，當今中國卻變成1萬8,000個黨幹部及其家族，都有志一同拼命盜取國家財產。
如果說，今日中國共產黨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早已遠超過國民黨在大陸末期的情況，其實並不為過。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貪污本性－金權政治的貪腐溫床"，《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54-56。
阿九要與中國官員談立法、談兩岸和平、談兩岸合作，值得鼓勵。而冒然親中的結果，會是台灣滅亡。
吳愚魯在《目睹大陸怪現狀》中提到，有一份針對福建省福州市司法界的調查顯示，該省各級法院院長沒有半個是大學法律系出身，據說平均學歷只有高中。
事實上，中國的法官與檢察官有九成沒有法學學位。他們多半不曾接受過正式法律教育，即便是法官，也幾乎不瞭解法律。
其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他們多半出身於人民解放軍大隊長、連隊長或者是國營事業的幹部，後來才空降成為法官與檢察官。即便是律師，其中也有許多人不懂法律。以福建省為例，雖然登記的律師多達5000人，其中大學法科畢業者不到兩成，多數都是一些不知道法律為何物的律師。
曾擔任山西省降縣法院副院長的姚曉紅，被群眾稱為「三盲院長」，是降縣地區著名的「土皇帝」、「活閻王」。他喜歡非法拘禁和毆打犯人，11年任期內被毆打的民眾據說多達數千人。1995年時《山西日報》曾訪問讀者，進行「山西十大人物」的選拔，姚曉紅以「人民好法官」的評價上榜。原因很簡單，因為姚曉紅隻手遮天，既然無法反抗他，那就只好討好他，這是中國民眾的「處世經驗」。
法治社會與人治社會的差異引發的衝突，最常見的就是前往中國投資的台灣企業訴訟糾紛。當然，歷經數十年的區隔，台灣與中國不僅在政治體制、法律體系乃至於經濟運作模式、商業習慣、文化生活等等，都已經產生非常大的差異。結果使許多台商在中國被中國警察、法官與行政官員整得苦不堪言。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嗜錢如命的中國法官"，《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61-63。
前往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多如繁星，但是成功例子卻非常少。而且即使成功也多半無法長久經營。因為成功的企業最後都會被中國人盯上，遭受惡意的迫害。許多這類例子都是以地方政府為中心，勾結法官、公安與黑道組成「篡奪集團」，然後用強硬手段來霸佔外資企業。最有名的被害例子就是北京環球高爾夫球場董事長許大元。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具有中國特色的侵占手段"，《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65。
根據中國公安當局調查，在路上搶劫或者襲擊巴士、火車搶奪財物的「車匪路霸」，加上掠奪國家財產的各種盜匪，全國總計有1,000萬人。此外，據說規模較大的竊盜集團多達5萬個。這些盜匪一年造成的「災情」，估計達到1,000億人民幣（《動向》，2001年12月號）。
公安局的調查同時指出，黑道人數約為竊賊兩倍，也就是約2,000萬人左右，而且組織嚴謹龐大，堪稱是各地方的地下政府。由於進入黑社會有利可圖，所以聽說到了2000年，黑道人數已經達到3,000萬人。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有1000萬個強盜的國家"，《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68。
車匪路霸之中，犯罪手法最兇殘的就是所謂的「鐵道游擊隊」。在黑社會中他們擁有最先進的通訊設備與強大火力，據說武器之精良不下於軍隊，因此總能為所欲為，如入無人之境地搶劫。「鐵道游擊隊」曾經襲擊連接新鄉與太原的新太線鐵路，意圖搶奪滿載冬季制服的軍用列車，而與1,000多名軍隊、武警駁火12小時。軍方出動裝甲車砲轟，盜匪竟然還能頑抗。後來發現落居下風，游擊隊還對外討救兵，從山東省東明縣找來配備自動步槍的增援部隊100多名，繼續與軍警對峙。纏鬥了將近一天，盜匪死傷200多名，軍警約有50幾人。
「鐵道游擊隊」的實力之所以如此強大，主要的原因是組織相當健全，總成員超過500人，擁有總部、地方本部與支部等架構，三年期間已經至少涉及了100件搶奪案，聽說成員囊括了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公安幹部、鐵路警察與鐵路沿線鄉鎮的黨幹部。
單單2003年，鐵路襲擊事件就多達270件。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據說有1萬5000名農民加入游擊隊的搶劫行列。當時「鐵道游擊隊」公開宣稱，「國家物資不是京官與沿海富官的，西北民眾也有權利享有這些物資」，這個主張自然大獲農民支持。
中國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竊盜、強盜與掠奪案件，主要原因就是一黨獨裁統治。早期中國特權階級是政治獨大，但近年來演變成金錢與權力雙軌支配的二元化。也就是說，中國的官員獨佔了全中國的金錢與權利，只要這種結構沒有改變，民眾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被剝削，另一種則是被迫依附於權力。同樣的，在此架構下黑社會與地下經濟操盤者只要勾結官吏，就能為所欲為地進行各種掠奪行為。讓「紅道」（共產黨）與「黑道」手牽手的關鍵因素，就是金錢。只要賄賂官員，任何不法勾當都不會被逮捕，都可以逍遙法外，這就是中國。
中國人已有一種普遍共識，那就是掌握權力的人都瞭解「需及時行樂」、「有花堪折直須折」，以及「掌握大權時不快撈一票是傻瓜」。中國的社會主義，其實是以權力為基礎的貪心謀財架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車匪路霸到處攔路搶劫"，《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70-72。
中國的公安警察可說是無所不貪，中國民間早就有「公安公安甚麼都貪、稅務稅務什麼都污」的順口溜，清楚道出公安警察無所不貪的事實。公安是最受中國民眾輕視與憎恨的一群人。他們不僅沒保護民眾的身家財產，反而轉而保護賭徒與娼妓，並和黑道勾結，成為土匪黑道的馬前卒。所以中國又有一句順口溜說：「警匪一家，鼠蛇一窩。」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之後，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過軍權仍牢牢掌握在鄧小平手中。為了取得實權，江澤民刻意增加公安和武警的員額，一度曾高達600萬人，江澤民打的如意算盤是萬一有天必須要與人民解放軍對決，這些公安與武警將會是自己的靠山。
另外，中國警察普遍有午睡幾小時的習慣，午睡期間不接受民眾報案。下班後也不受理火災與刑事案件，反而叫你「明天再來」。針對以上種種狀況，中國民眾有兩句諷刺的順口溜如下：
什麼生意都比不上做官好賺錢，只有做官穩賺不賠。
大官大撈，小官小撈，離休的發牢騷。（「離休」指退休）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公安警察甚麼都貪"，《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72-74。
（未完待續，撰於200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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