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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聽說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還是騙、騙、騙，阿九親共，讓台灣民不聊生，當時…
撤退來台的大陸軍民，跟我一樣沒有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可是只要找齊3名證人，小學程度的學歷也會變成高中畢業，甚至核定為師範畢業，而成為領高薪的教師。再如有些人誑稱畢業於不知名的大學，只要有人給予偽證，也能以大學畢業的資格當公務員。反正只要後台硬，幹高官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關於我，完全是另一種對待方式，不要說3名證人，連鎮長署名、蓋上鎮公所公印的日本軍校畢業資格證明書，也不能讓我的學歷獲得承認；甚至退而求其次，連認定與舊制中學畢業同等學歷也不行，對如此不平等待遇強烈憤慨的我，對國民政府益加憎惡。
撤退過來的國民政府，把台灣當作最後一個據點；為了鞏固政權，採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發布戒嚴令。接著控制國民思想，到處張貼消滅共匪、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海報傳單，向台灣民眾宣傳：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殺人放火、姦淫掠奪的共黨匪賊；並派特務潛伏在各公私機構，製造恐怖緊張的氣氛，以壓制人民反政府的思想和行動。
對公教人員及薪水階級，則實施「三連座保證制度」，作為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效忠的證明。該制度規定，任何1位公教人員都要有3位同事連保，如果被保人出事，3位保人將連帶受到處罰。我身為台灣第一號思想犯，猶如列入黑名單，沒人敢爽快答允做我的保證人。
我向一年前畢業台中師範並回到母校教書的同班同學葉庭芳，再三磕頭作揖向他恩求，好不容易他才給我蓋保證人印章。他那種想拒絕又不好意思拒絕的恐懼表情，至今仍會浮現在我腦際。尤其他說「蓋給前科者的保證人印章，如同戴在脖子上的枷鎖」，讓我聽了心如刀割非常痛苦。
葉庭芳以外，再也沒有人願意做我第2、3個保證人了。佳木斯密航計劃仍在秘密進行，心想一旦要出發時，就如「鳥高飛而投影，水無波而不渾」，不留下任何污點，決心清清白白離開學校。
3月1日，正式向學校提出辭呈，理由是不想帶給潘校長及同事任何麻煩。巧合的是，當天也是蔣介石發表復職宣言之日，那是1950年春天。
黃華昌，2004，"青春革命詩－連保：侮辱尊嚴辭教職"，《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278-279。
著者從日本千辛萬苦回到台灣想報效組國，可惜中國黨始終不相信台灣人，對於當過兵的台灣人特別緊張。
我立刻被帶到裡面的房間，兩人開始密談。他說現在漁民出船捕魚，必須接受軍方和警察嚴格盤檢才准出港；尤其在戒嚴令下，軍方宣稱：如果漁船提供物資給共軍，即以「資匪罪」槍斃；影響所及，也沒人敢從事高度危險的偷渡生意。不過他說，再等一等，一旦取得聯絡，可能在夜間出港。所以叫我住在台北市區為宜。
黃華昌，2004，"青春革命詩－挫折：密航計劃陷膠著"，《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284。
我被捕後，我家遭受徹底搜查與蹂躪，沒發現任何左傾書籍或組織的證據。4年前那次「抄家」，把我飛行兵時代的從軍照和復員證明書搜走，這次又把所剩無幾的紀念照全沒收。
在竹南分局拘留3天，只在被捕當天偵訊我1次而已。我不禁懷疑：這次抓我究竟何故？是228事件肅清的延長，還是4年前我被誣指從事「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運動」而入獄的餘波未消？
我沒有被問到關於革命組織的一切細節，我猜想革命組織也許未盡破獲；又據以推測，台灣解放先鋒隊與佳木斯密航計劃，應該都沒有暴露，於是心裡比較安穩些，緊張也鬆弛些。但接連兩天都把我放著不問，仍令我不安。我就向同是客家人的新埔同鄉（光復前我家本籍在新埔）、又與大哥交情不錯的馮刑事，用日語問他我被捕的原因；他安慰我，說這是「照上面的命令行事」，但逮捕理由一概不知道。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被捕：革命組織總崩潰"，《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293。
拘留所不愧是戰前建造的「北署」，每間牢房約5坪大，倒梯字型；幾間連在一起，成為半圓弧形（扇形）格局。通風好，透過木柵可清晰看到對面牢房人的臉，還可瞞過看守的監視互相通話。牢房外面，約在半圓弧的圓心位置，設有洗臉台。盛夏季節，牢房熱如蒸籠，最大享受就是到洗臉台沖冷水浴；那裡有6個水龍頭，每次6個人去，每人只洗5分鐘。大家在眾目睽睽之下暴露下體，與其說洗澡，不如說是沖水降溫，但已經快適之至，是很大的享受了。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刑警總隊：落難的愛國花"，《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295。
刑警總隊的牢房就進步多了，設有台北市一般家庭也罕見的沖水式「便所」，也就是蹲式便器。雖然糞便排流順暢，但我們被特別吩咐：大便時，一定要反方向蹲，讓大便直接掉進洞口。因為牢房外的洗臉台是沖澡用的；犯人洗臉、刷牙、漱口，都要從便器的給水口，用口杯接水來用。對這種極不衛生、極不人道的待遇，失去自由的我們能向誰控訴？只能自嘆不如牛馬的命運。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刑警總隊：落難的愛國花"，《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296。
我們都是不知明天命運的被捕之身，為轉移心理的焦躁，開始比賽唱自己得意的歌。暴力團卯組的許老大率先唱台灣流行歌《三線路》。因是人人皆知的戰前名曲，大家跟著大合唱，引起看守不高興。醫學生顏世源張開喉嚨，以粗大的聲音用原文唱義大利民謠《聖塔露西亞Santa Lucia》。歌聲雖令人不敢恭維，但佩服他不愧是高級智識分子，能用原文演唱。
其他人主要唱日語的流行歌和軍歌。我把戰時大流行、誰都會唱的《愛國之花》修改歌詞，即興唱道：
紅色的熱血多高貴，情願作為擔憂祖國之盾。
為國家奉獻的我朋友，不要挫折，加油！
正似年輕櫻花，盛放在故鄉吧，櫻花們！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刑警總隊：落難的愛國之花"，《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297-298。
逃出日本的外族統治，進入中國黨的活人地獄。
當與王君分手時，我為了鼓勵他，說聲「加油！」保密局的看守見狀，可能是聽我們講日語至感憤恨吧，忽然一出手，往我胸部與下巴揍三四個鐵拳，好像要把戰時被日軍欺負的怨恨向我「回報」似的。接著把手拷拿掉，關進最靠近辦公室與看守房的第一號牢房。
我提著雜囊袋，忍著胸部與下巴的疼痛，向房裡的難友一鞠躬。按照慣例，就坐在便所旁邊，房間寬約2公尺，長約6公尺，面積不足4疊半，連我在內，竟擠了13個人，活似蒸籠般悶熱。全員都只穿內褲一條，赤裸上半身。
保密局的牢房和刑警總隊拘留所的不同。它不是木柱的牢籠，而是密閉式的牢房。除了門，還有一個從外面向內窺視的洞口，和一個送東西進來的洞口；天井有3公尺高，有2個換氣窗，此外全是牢牢的壁面。地板上開個孔，就當作便所。在如此狹窄的空間，體驗盛夏蒸籠般的悶熱，加上13個大男人散發的體熱，混雜使人窒息的脂汗味、屎尿發酵的臭薰味，令人猶如置身活人地獄，連呼吸也有困難的感覺。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南所：活人地獄受酷刑"，《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00-301。
我被繼續拷問，但我繼續否認一切。為了逼供，他們把我按在長椅上，用毛巾蓋我的臉，再用水灌毛巾。這種「灌水刑」使我呼吸困難，幾次陷入意識不明的狀態。當我回到牢房門口，已是不知幾點鐘的深夜。
葉先生和新聞記者吳思漢趕快把我抱進來，用毛巾擦我的身體，按摩我的胸背，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天一亮，同房難友許振庠靠近我，用大家都聽得到的聲音說：「台灣人因日本精神太強，總要逞強，所以老是吃虧。你應該大聲大嚷大叫，讓全監獄都聽得到，用刑的人就會手軟。這樣上司不會怪他怠慢職務，他也可以保住威風，用刑時才會從輕發落。」這位臉頰上有刀疤的前新竹市警察局長強調：「刑求時哀嚎是最上策。」這話我覺得很有道理，把它銘記在心。
隔一天晚上，我又被叫出去，同樣被刑求逼供。不堪酷刑時，就照許振庠的建議大聲哀嚎，並繼續否認到底。我哀聲要求：「請叫說我是共產黨的人出來和我對質！」也很想知道是誰把我供出來，而做此孤注一擲的豪賭。我推斷：葉先生說出我的可能性不大。邱先生是密航企劃者，而密航一事我完全沒被問到，應也不是供出我的人。若不是顏松樹還在跑路，沒被抓到，其實我不敢做此豪賭。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南所：活人地獄受酷刑"，《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04。
中國人深知中國黨的做法，會是臨危必亂，各自保命。
那時每日中午，有像是戰車輾輪行走的聲音，聲音大到彷佛要刺裂耳膜似的。和外界隔離的我們，集中精神推想：是否共軍已經開始攻台？國民黨軍是否已經準備應戰？我們如此片面猜想，陷於緊張的氣氛。許振庠局長是廣東汕頭人，在大陸各地當高級警官、警察局長，長年累積許多經驗，十分老練。他深知國民黨政權黑幕：國共內戰到了尾聲，他們每次戰敗撤退，一定把當地落入國民黨黑牢的政台犯全面虐殺，那是其例行手段。因此他向我們忠告：「一旦有事，各自保重。」如此一聽，我們越加緊張。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幻響：折磨衰弱的神經"，《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06。
我們對於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出兵感到驚嘆與悲憤，特別對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感到強烈不安。獄中的我們，雖然有可能在共軍攻台、國民黨政權崩壞之際慘遭虐殺；但若因美國介入，海空軍力較弱的中共，放棄解放台灣的話，我們就不能寄望關鍵時刻的逃獄計劃，而這是我們存活下去的一縷希望。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幻響：折磨衰弱的神經"，《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09。
吳思漢以「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領導幹部的身分，陳水木以「學生工作委員會」領導幹部的身分，則相繼於11月28日、29日2天殞於馬場町。2人都是僅僅27歲上下的青年。
燃燒強烈的民族精神和祖國愛，前途輝煌的京都帝大醫學部學生吳思漢，畢業前不辭萬難，「尋找祖國3千里」，卻因戰爭結束壯志未酬，回到台灣目睹政府無能腐敗，加入革命組織被捕槍決。這位愛國志士，竟被控以叛亂，經「祖國」魔手成為馬場町的一滴露水，真使人不甘心。陳水木也和許多台灣青年一樣，以不甘心的鬱憤，咬牙切齒赴刑場吧。真是台灣青年悲哀的年代。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幻響：折磨衰弱的神經"，《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10。
中國黨害怕台灣的生意人，若是有實力的殷實商人，中國黨必想盡辦法收服他們，若不從則…
國防部保密局的「北所」，戰前原是台灣有數的機械製造廠「高砂鐵工廠」（高砂製鐵所）。經營者是辜顏碧霞，丈夫辜岳甫早逝。辜岳甫的父親是辜顯榮，戰前被昭和天皇任命為貴族院第一位台灣議員。他的事蹟不怎麼受台灣人尊敬，但他的媳婦經營的高砂鐵工廠，則是台灣屈指可數的大鐵工廠。
國民黨政權把像辜家這樣的台灣大財閥視為眼中釘，給它出種種難題，要把它納入掌握。1950年，國民黨以「資匪」的罪名，將辜顏碧霞逮捕，並把高砂鐵工廠沒收，改成關人的監獄；可憐的是，辜顏碧霞就關在這所監獄裡面。
光復以來，受過日本統治和現代敎育的台灣人，不僅對祖國的國民黨政權不懷好感，而且憎恨排斥。到了1950年，隨著革命組織總崩潰，國民黨政權施行「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掉一個」的殘忍政策，以巨額賞金和破格升官為獎勵，大肆肅清政治異己。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北所：黃天一家的悲劇"，《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11。
我在北所沒碰到一個熟人。但看到黃天一家三代7人都被關進牢裡的情形，覺得特別悲慘與印象深刻。黃天一家被抓的，包括黃天夫婦、高校生的次女與三女、初中生的長男、國小生的幼女、2歲大的外孫。其他6人在一夜之間同時被抓，幾天後黃天才被捕。
黃天總是被酷刑得相當厲害，常被看守拖回牢房，鮮血從臉上滲下來，全身濕得像落湯雞，瀕臨半生半死的狀態。他的家人常目睹他氣息奄奄的被拖回來，那真是情何以堪。一想到這裡，我真不勝同情與憤慨。
才2歲的外孫不知道祖父的慘狀。她和奶奶同房，在拘留所內踉蹌走路，是唯一的自由人；走到哪裡都是各牢房的竉兒，討每個人歡喜，有時還幫難友送串供的小抄，可惜也陷於營養不良和瀕死狀態。所幸被關4、5個月後，和祖母一起獲釋。但黃天於10月被判死刑，於12月中旬被槍決，化為馬場町的露水。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北所：黃天一家的悲劇"，《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12-313。
當時一般家庭頂多持有長波收音機，只能收聽國內廣播；但不愧為竹南最大木材商的林家，卻擁有高級的長短波收音機，被特務發現，認為是可斂財的對象。不僅藉機搜其家宅，把收音機沒收，還指控他們利用短波收聽大陸廣播。
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國民黨的特務更信「金錢多寡能決定生死」，辦案隨人而異。他們把人入罪，一面可拿巨額的「破獲匪諜」獎金，一面還可向受難者家屬強索賄賂。4名高校生的家屬沒有賄賂特務，林家賄賂了特務，卻漏了法官。沒收到錢的軍法官說：「我相信這些高校生的清白，但林家用巨額金錢收買治安機關之行為動機可疑，其中必有內情。」而在1950年11月初，把高校一年級的林金成，從無罪改判為無期徒刑。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軍法處：冤獄工廠鬼門關"，《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16。
進入9月，軍法處的生意越加活絡，看守所大爆滿，沙丁魚般更加擁擠，判決速度更為加快。幾乎每天清早，都有幾個人從牢房拉出去，送馬場町槍決。天未亮，看守推開笨重的鐵門，開門聲將大家從睡夢中吵醒，個個屏息吞聲，目不轉睛，盯著看守和跟在其後、拿著自動步槍的押兵。「今天是誰？」「不會是我吧‧‧‧」每個人都如此提心吊膽著。每天清晨的開門聲和巨大的恐佈感，把我們的神經一天一天削尖，變得更加纖細脆弱。
被拉出的人就是唯一死刑。他們頓然變成堂皇的英雄，走出牢房時，有人喊「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也有人幾乎要撕裂喉嚨的喊「台灣萬歲」。我們只能很遺憾不甘心，感慨萬千的壓住內心的悲痛，目送他們最後的身影。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軍法處：冤獄工廠鬼門關"，《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17-318。
有節氣的台灣人與犯罪的中國人，若同處一室的話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態。
軍人監獄本是關現役軍人犯的地方；但在戒嚴令下，非軍人的政治犯也關進來，和犯貪污、收賄、竊盜、強姦、逃脫罪的軍犯同房。這些惡質軍人因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差異，分成不同團體；但為了討好監方，取得好處，千方百計打政治犯的小報告。內容捕風捉影，毫無根據。政治犯為此吃足了苦頭。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軍人監獄：軍犯修理政治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25。
新年一到，難友的家屬都送來肉類、水果、糖果等豐富美餚，使我們享受難得的大餐。我們也邀請軍犯們一起享用，他們都是外省兵，有家歸不得。一向陰險而兇暴的他們，平常對我們採取「敬而遠之」的隔離戰術，現在頓然一變，好像捲起尾巴順從的家犬。這裡雖然禁煙禁酒，過年嘛，他們也拿出香菸招待我們。
好久沒抽的香菸，使我頭暈而呆呆躺在地板上。經過他們的轉手，每包定價五角五的20支裝香菸，我們可以用5元向看守買到；定價9角的「樂園」牌香菸附一盒火柴，可以用10元買到。都是10倍的黑市價格。
黃華昌，2004，"白色恐怖痛史－軍人監獄：軍犯修理政治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26。
古代秦始皇建「萬里長城」以防異族侵犯，留下千古暴君惡名。如今我們這批政治犯，也在綠島築圍城，自己關自己，重演歷史悲劇。圍牆也以咾咕石建造，呈梯型，高2.5公尺，牆底2公尺，牆頂0.8公尺，總長約8百公尺。這道堅固石牆和它圍繞的營區，就是我們的傷心地。
海邊的咾咕石經過大型工程的採集，已經採得差不多，剩下難鑿的岩石而已。各中隊為了順利完工，開始爭奪資源，糾紛時起，甚至不顧一路生死與共的「革命同志」情誼而反目相罵，實在令人遺憾。
黃華昌，2004，"綠島集中營－文盲繪製 綠島地形圖"，《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39-340。
有一位女同學蔡瑞月，出身日本現代舞蹈泰斗石井漠的門下，是鼎鼎有名的舞蹈家，也編入第六中隊女生分隊受刑。她曾赴日本留學習舞，夫婿是大學教授，曾發表左傾言論，受夫婿牽累而被捕。夫婿後來逃往大陸避難，蔡女卻以「知情不報」罪名，判3年感訓，流放綠島坐牢。當時女生分隊有五六十人，她從中挑選十幾人成立舞蹈組，自任教師指導舞技，時而在營區大廣場（處部與三大隊之間的廣場）的克難舞台上表演，帶給大家無窮樂趣。
女生分隊演出現代舞蹈，獲得滿場官兵一致好評。綠島居民也聞訊趕來欣賞，舉家攜眷總動員，大廣場滿滿都是人潮，呈現空前盛況。暌違已好幾年，外界繽紛熱鬧的美景，如今幻夢似的浮現在眼前。舞者各自發揮巧思，配戴雍容華貴的舞衣和飾品，可愛討喜的小銀鈴叮噹聲不絕於耳。大家都陶醉在這「一刻千金」的情境裡，幾乎忘了身在何方。
也許受到耀眼難忘的舞姿迷惑，浪漫浮華的氣氛漸漸瀰漫營區。已婚的難友頓時懷念家鄉妻小，未婚的難友常藉機發洩慾情，自慰風盛一時。洗腦營的真面目令人莞爾不已。
黃華昌，2004，"綠島集中營－新生醫師 綠島守護神"，《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50。
關太多人引起美國方面的注意，顯然民意的聲音，能夠傳到國際，確實有用。
1950年代，政府採行高壓政策，亂捕異議人士；並藉檢肅匪嫌之名，處死眾多青年、學生、政治異己與無辜百姓，悲劇不斷擴大，全台灣人人自危。所幸終於有人不畏生死仗義執言，揭發國民黨統治下的真相。
部分旅美人士和逃往美國的政治犯家族，向美國國會議員陳情，或向輿論反映，呼籲美國當局重視台灣政治犯遭受不人道處置的悲劇。
民國42年（1953）夏季某天，美國駐台大使藍欽受命專程到綠島視察。當天我們不僅享受處部為了擺排場而張羅的豐盛午餐，而且應大使要求，部分新生還能與他面談。這些事先挑選的同學，面談前已經被交代如何發言，面談時又有指導員陪伴，以及部分同學在一旁監視偷聽。這種情形下，又能回答什麼？反正以後還有一段漫長的日子等我們去面對。
藍欽大使的巡視，似乎有了回應。其後不久，第三隊傅賴會的哥哥，趁雙十慶率領日本華僑祝賀團回國的機會，向當局申請面會，引起訓導處一陣慌亂。傅賴會的哥哥是在日本岐阜市開業的名醫，也是一名僑領，身份非凡。當時政府極力拉攏海外僑胞，奉承唯恐不及，那敢拒絕他的面會？於是傅賴會見了久違的哥哥，不久面會、閱報的禁令也解除了。
黃華昌，2004，"綠島集中營－克難開刀 醫療傳佳話"，《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53-354。
綠島大學終於畢業，令吾百感交集。
照理我的刑滿之日，是1960年6月8日，但獄方多關了我8天。6月16日，31歲的我，終於踏出歸鄉的第一步。臨行前，隊上指導員告誡我「不許洩漏營區內情」云云，接著領取「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開釋證明書」和綠島發行的「國民身份證」。頓時猛然湧起一陣感觸，曾經甘苦與共的夥伴，何日再相見？難捨之情令我淚流滿面。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脫離苦難地 恢復自由身"，《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73。
政治犯的悲哀在於行期滿之後的效應。
親友力勸我到台北日商公司謀職。他們認為我通達日語，容易被聘用。事實卻不盡然。戒嚴時代，多數商人不願牽涉政治；何況被污名化的政治犯，在小心翼翼的日商眼中，避之唯恐不及，要錄用我幾乎不可能。
實際上，我的店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身為政治犯的哥哥，大哥被辭退消防隊司機的工作；二哥的同事比他資淺的，都升上課長或組長了，他還在當基層的火車司機，整天聽同事故意奚落他的話。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謀生艱難 處世橫逆"，《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77。
竹南派出所有一位中尉退役轉任的中年警察，是負責監視我的管轄警察。據說國民政府在大陸時，警察都理所當然的壓搾轄區內的人民以自肥。這位外省警察也想大賺一票，所以不分畫夜，大搖大擺到車行或我家，盡說些令人厭惡的話，久久不肯離去。想要揩油水的企圖，如觀火一般的清楚。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國賊反制特務」的趣譚"，《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82。
1965年正月初六，33歲高齡產婦的妻，經過苦心慘澹的懷胎，生下長男，母子平安。翌年7月4日深夜，比預產期稍早，又有陣痛與大量出血。我匆忙走往新竹醫院，專任醫師剛好不在；趕快和友人騎機車到處找遍，終於把他找到。
經過診斷，妻因胎盤早期剝離而出血，恐怕對母體有危險，於是徹夜進行手術。為了救嬰兒，沒有為妻麻醉，就施行了「帝王開腹」的剖腹生產，嬰兒接出來時，已經是青黑色。護士倒提著嬰兒，拼命打屁股，一點反應也沒有。正在處理子宮的醫生見狀，大聲叫「氧氣！」護士趕快拿氧氣給他，他急叫：「不是這邊，是嬰兒那邊！」經過30分，終於聽到一聲「哇」的初啼。那是次男的誕生。
因沒有麻醉，相當疼痛而大聲叫喚的太太，一聽到嬰兒哭聲，突然停止悲鳴，臉上浮出安慰的微笑。此時我才了解女性強靭的母愛而大受感動。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有子責任重 創業滑鐵盧"，《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p.390-391。
患難見真情，真正的友誼於困頓時，才能明朗，台灣建國需要這種真誠的人。
另外大哥方面，一直認為在竹南鄉下，時機上有點太早的計程車行，乘客少，又與退伍軍人三輪車伕糾紛不停。於是把計程車賣掉，把車行關閉，連房子也賣了，恢復當貨車司機。搬家時，大哥翻出我的飛行服、飛行帽與安全帶等；是我被捕後，大哥害怕特務會來搜宅，特別藏在兄嫂衣櫃底下，長期秘存至今。他把這些珍藏品與一張明信片一起還我：「這是你的紀念品，好好保存妥當。」看見長久遺忘的飛行服與飛行帽，不覺眼角熱起來。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聯繫老戰友 義助老同學"，《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95。
梁瀨上校是我在日本陸軍航空士官學校時，研究演習中隊的隊長，富於同情心。戰後一直很關心我們能否早日回國，奔走不遺餘力。後來安排我們住在他長崎的家，等候船期返台，我戰後第一次迎接新年，就是在長崎梁瀨家過的，那是真正和睦和平的元旦，是我一生難忘的異國新年。
戰敗後日本舉國忙亂，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照顧家人都忙碌不暇，還不時擔心異國人的台灣青年安危，我想找遍全日本，除了梁瀨上校沒有第2個人。所以在我心目中，猶如恩同再造的救命恩人，非常尊敬感謝他。立刻依照明信片上的地址，寫了一封信，抱歉自己10餘年久沒問候。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他說現在任職於森田消防幫泵（幫浦）與東發機車的長崎代理店。這是我在戰後初次與日本的聯絡。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聯繫老戰友 義助老同學"，《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396。
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12月12日半夜，住在愛知縣蒲郡的同期生小笠原真任來了國際電話。他說電視報導美麗島事件，提到國民黨政府逮捕很多人，很擔心我的安全。之前我們在1977年大津少飛17期戰友大會重聚，他才獲知我兩度入獄，經歷殘酷的牢獄生活。所以他在電話中說：「你如有危險，請立刻來日本，住我家沒問題。」來自異國的關懷多麼溫暖。但他鄉音很重，不容易聽清楚；而且「隔牆有耳」，怕電話有人竊聽，所以我不敢多聊，草草掛斷電話。
想到30幾年前的戰友小笠原君，超越時空阻隔，越洋捎來問候，隆情盛意，今我感銘不盡。小笠原是一個矮個子，在大津和我同隊同班，不知何故和我很投緣。畢業典禮時，他的父親來觀禮，我把畢業證書交給他父親，請他有機會轉寄我的家人。他父親死後，他整理遺物時才看到我的證書，趕緊空郵給我，那已經是畢業後26年的事了。
黃華昌，2004，"越挫越勇的人生－政治網羅衝破 兒子苦學有成"，《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台北，p.430。
結語：
台灣人到在還認為祖國就是中國，而中國來的人是台灣人的導師、父親與兄長，這種自我矮化的現象，則是長期以來，台灣人受到「中國為大」的觀念所迷惑。
台灣人必須打破血統與中國正宗法統的思維，才能除去中國文化裡頭的邪惡因素，台灣人身份認同與建國運動，正是打破血統與法統的最好方式，看完此書摘錄，或許不能瞭解黃昌華先生的完整思維，但是片段引述亦不難瞭解，他要告訴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台灣人的中心思想，必須以228精神為信仰根本；方能掃除中國法統與血統的糾纏，確定海洋國家建國的立基。
（撰於2008/9/11）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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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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