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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封印.白色恐怖-我讀我見(1)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2-03-21


(photo source)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盧兆麟等口述;林世煜,胡慧玲採訪記錄
出版社: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228大屠殺之後,要徹底消滅在台灣反KMT行動,就開始一連串的「白色恐怖」。其牽連的高知識份子為數甚多,皆是KMT為鞏固在台政權的殺戮行為。


即使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有轉而同情共產黨的。我出獄後打聽到,有兩名國民黨籍的同學被槍斃。其中一位李德育,在保安處上班,穿軍服來學校;另一位陳光第,也穿軍服,聽說是彭孟緝的家庭教師。當時他們被視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或許因為同情共產黨,也被打掉。當時的情勢就是這樣。

台灣籍的學生,傳統上比較親共。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共產黨一向以解放殖民地為訴求。日治時代到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很多偏向社會主義,是親共的;光復以後,台灣學生仍保有這種傾向。中共在大陸取得優勢之後,更強化了對學生和學術界的影響;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在於學術界已普遍親共。「中國民主同盟」就是一例,構成民盟的都是智識份子,後來大都投靠中共。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17。

日治時代與KMT時代對學生政治活動,待遇不同。

學生對抗警察,是日治時代的傳統。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很壞,學生一有機會,都會和警察槓上。但是日治時代,學生得到較大的保護;當時要考中學很困難,學生人數少,都是菁英份子,比較受到尊重,政府對學生都另眼看待。學生和警察生事的話,都只交由學校處分,不會被抓;就算交給學校,校方頂多罵幾句就算了。所以學生對上警察,都會想要比一比。但是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所以單車雙載事件,可能因雙方的態度問題引起糾紛,這卻是一個導火線。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19。

KMT與共產黨打仗,輸了就逃,到台灣打台灣人、打中國人,亦很狠毒。

他們一直換人來問。有的人很壞,扮黑臉,用棍子打我,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也有白臉法官,說很同情你呀,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又有一位洪國式,是中共派來的,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負責說服我們。他說:「我是那邊派來的,你們還是坦白講,沒有關係。」總之就是軟硬兼施,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29。

非人道的審判也是KMT的奧步,2012的今天還會看到明顯「政治操作」的案件。扁案,就是如此。

軍法處那樣的氣氛,實在不是人住的。裡面擠的像沙丁魚罐頭,六坪大的房間,關二十多個人。晚上睡覺不能平躺,都要側睡,起來小便之後又沒有位置躺了。冬天還好,夏天真受不了,熱得都打赤膊,只穿一條內褲,流出來的不是汗,都是油。我們把衣服撕開做成繩子,兩邊綁住軍毯來「拉風」,大家輪流拉才有點風,否則整棟押房只靠兩架小小的抽風機,根本沒用。開飯時尤其熱,湯一送進來,熱氣令人受不了。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31。

KMT在中國學到「政治偵防」的重要性,故來台之後,挾軍隊與特務的優勢全面佈線,搞得人心惶惶,彼此互不信任。

當時我的估計,越獄起事絕對不會成功。王昇當政戰學校校長,保密系統做得比共產黨還要嚴密。台灣地小人多,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部康樂室,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都到處放「點」;有些點是老百姓,他們看到什麼情況會通風報信。連綠島都如此,台灣更免不了,到處都佈置線民。

在那麼嚴密的控制下,沒有外力幫助,只靠獄中少數人,就算拿下軍械庫,裡面的槍能派上什麼用場?台灣的警備這麼嚴,實在很不可能成功。果然出事後一兩小時,直升機就飛來了。逃到山裡的人肚子餓了,跑到老百姓的寮仔,討蕃薯湯來吃。蕃薯下水還沒滾,已經有人溜出後門通報消息;蕃薯還沒吃到呢,警察就來了。事發之後,監獄裡所有人通通關起來;連吃飯時,外役開鐵門送菜湯進來,都有五、六個兵仔拿槍押送。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41。

所以說,威權政府在很差勁。政工幹校成立之後,建立起保防系統,王昇開始用幹校畢業生發展政戰系統。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就感覺到政戰學校出身的人,目中無人,看不起那些戰鬥系統的人。他們的態度就是,誰敢怎樣的話,我們的報告可以直接送到王昇那裡。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43。

長期監控,KMT把公權力放在「無聊」「無事可為」的工作上。到現在KMT This man-Ma,還不能相信台灣人民。

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起初每個月一次,警察會來我家問東問西,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雖然放出來,我們還是很小心,因為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1975年,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我們很關心,常去聽政見會。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便於1988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每次開會,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我們不予理會,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到了1989年,黨外運動擴展,老兵闖回大陸,政府有點控制不了,開始放鬆,禁忌漸沖解除。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51。

雖然,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實在應用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而且也不只賠這個金額;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不是最高五、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結果,現實就是如此;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我也不敢想。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55。

(未完待續,撰於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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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 2019-1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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