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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林黎彩女士與廖中山教授結婚照《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
廖中山從「警備總部」回來後，讓他了解不能出境，便不可能有船公司的派船工作，只能留在陸上討生活。於是廖中山只得硬著頭皮回到1968年曾任助教一年的「高雄海專」，找胡曉伯校長幫忙。想不到胡校長卻因為廖中山過去曾有讓他印象深刻的教學經歷，排除萬難重新聘任他。
那什麼是讓胡曉伯校長印象深刻的事情？此事說來話長，「高雄海專」是當時年青人想朝海洋發展的首選，由於學生的素質很高，老師必須在一些專業科目上「現學現賣」才行，然而很多老師由原「水產高職」升格後轉任，如果沒有更多的學識，是會遭到學生抗議的，於是有學生在上課時「開汽水」、嘻鬧、睡覺來罷課，甚至說：「我們自己看書都比你講的清楚！」然後請老師出去。有一次廖中山因為花了一小時向學生解釋，為何船走大圈比走直線來得快又省時，也比較安全的疑惑，想不到之後學生集體到校長室嘩然地問校長：「為什麼能教學的老師放在一邊涼，讓不會教的來教我們？」，而此事讓胡校長印象深刻。雖然當時教育部規定助教是不能上課，卻也成為日後胡校長排除一纍推荐信函、議員、代表關說，選擇廖中山出任教職的緣由了，這或許是廖中山面臨危機，卻也是命運轉機的開始。
1974年全球發生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物價節節上賬，區區一個教職的薪水跟不上一家四口人的開銷，廖中山為紓解困境，便到「退輔會」登記找工作，久等沒下文，海軍官校的同學徐淦海知道後，便騎著機車載他找另一位高雄加工區主管的同學幫忙，想不到被拒在門外，而且那位同學的太太從紗門推開一小縫，從裡面遞出紙筆來，要他們把要求寫下來，此舉讓徐淦海很生氣。之後有位曹姓同學專程到徐淦海家劈頭就向他質問：「你知道廖中山被警備總部調去問話嗎？」，徐回：「知道」，「那為何還去他家，你不怕死呀！」，「老兄！他是我們的同學，同學有困難不幫忙不行嗎？」，「你真的找死，別說我沒警告你喔！」，或許因為這個原因，海軍官校四十八年班的同學，因此開始與廖中山疏遠。
如此的情狀下，透過「退輔會」及加工區主任的同學找工作的事情，當然都沒有下文。既然轉行不行，再次面臨危機的廖中山，直覺此時必須加強自已的教學的能力才能勝任教育工作，為此向美國海軍總部訂航海雜誌、買航海原文書回來研究。研究之餘也寫信給一位荷蘭籍作者，請他允許將書翻譯成中文。同時，廖中山行船期間注意到台灣航海方面書籍很零亂，造成相關資訊落後與不足，他說：「航海有關的技術是日新月異，是以當你由書籍或雜誌得知的訊息，便已經是舊訊的速度在進步」，但是雖然是舊訊總比沒有的好，所以他便想把行船當時所遇到的各種航海事務，有系統的加以整理成書。
首先，他認為古代航行定位系統是看北極星及六分儀來操控，因此認識夜間星座是航海人重要課題，1973年便寫出了《實用航海天文學》一書出版。在寫《實用航海天文學》的過程非常辛苦，出版社常給他難題，但廖中山卻一一克服，或許他天生有當老師孜孜不倦的毅力，因為寫書時他常在晚上指着天上告訴我，那顆星是什麽這顆又是什麼，尤其是秋天獵戶座高高掛在天空，雖然和他一起看星空只像老師在教學生，不怎麼浪漫，但日而久之卻讓只是家庭主婦的我，都能夠分辨各種星座了。 有此次出書的經驗後，《雷達航海原理與實用》、《雙曲線航海系統之原理與實用》、《電子航海學》等等書籍也紛紛出版，廖中山便不再仰賴他人的鼻息，自己編輯找印刷工廠印製出書，而此些書籍的出版，也逐步奠定了他在航海方面的學術地位。為了吸收新資訊，他常寫信給各國航海界有名望的教授討教，特別是「海上救生」的種種問題。也因此有位荷蘭航海權威教授的鼓勵，說已幫他在辦公室安排好座位，要他到阿姆斯特丹作研究。1977年廖中山着手寫研究計劃書並向「國科會」提出申請，沒想到順利通過申請，承辦人員來電祝賀，但左等右等總是沒接到「國科會」的准許公文，心急的他直接到「國科會」詢問，才得知「情報局」的調查人員對「國科會」及海專的校長施壓，不得已之下只得撤回申請案！
一想到這件憾事，便讓我想「情報局」的惡行，1974年冬天某日晚上約9點，突然有人按家裡的門鈴，一位陌生神祕男生問廖中山是否在家，之後他被那位陌生人帶到外面談話，廖中山回頭向我說出去一下就回來，因為沒說去那裡，直覺不對勁內心十分着急，約12點他才無事返家，卻對我小聲的說：「明早後門不要鎖，會有一些人進來，妳不要多問」，果然隔天早上約三四個人靜悄悄的進來，就看他們拿一些器材，其中一只大喇叭貼在牆壁上做監聽狀。喔！心想原來這就是所謂的「隔牆有耳」啊！住在隔壁的陳伯伯是海軍退役的福州人，這幾天他的親朋好友從巴西回來住宿他家，所以引來情報局要查他們。而短短的一個星期裡監聽的人早來晚歸，卻讓我和廖中山度日如年，從此養成我們有話都在散步時候說的習慣。
1980、1981年陸續發生林家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當我說這是國民黨幹的好事，廖中山卻先回答說怎麼可能，他們不可能笨到搬石頭砸自己的脚！之後一番爭論後才同意我的說法。想不到當晚電話響起，他回話跟散步時最先的說法一樣，我就知道這又是調查局的人打來，刻意監控廖中山的電話了。這是一種威權統治的「奧步」，藉著無時無刻的騷擾，形成無形的恐懼壓力，就在這個時候，便萌生換個環境或許好過一些的念頭，讓小孩到台北受教育一直是廖中山作為父親的願望，經過多方的努力，終於在1982年接到基隆「海洋學院」聘書，1983年暑假全家搬到新店青潭定居，展開了另一階段的人生旅程。
(作者為二二八關懷總會秘書長)
source: 台灣228關懷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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