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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這本書日文翻譯為漢文，有此文法不合乎台灣國人的習慣，而全書有近600頁的厚度，為了使讀者產生興趣，我以台灣為主題的角度來評述。）
著者簡介：
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
日本政治家、小說家。1932年，生於兵庫縣神戶市。1952年，由湘南中學進入一橋大學。1968年，在參議院議員選舉中，以史上超紀錄的3,012,552 票的全國最高票當選。後歷任眾議院議員，以及福田赳夫內閣的環境廳長官，竹下登內閣的運輸大臣。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2003年，以308萬票、得票率70.21%，連任東京都知事。主要著作：《太陽的季節》（獲芥川賞∕文學界新人賞）、《森林化石》（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生還》（平林泰子賞）、《弟弟》（每日文學賞特別賞，以石原裕次郎的一生做為題材的小說）、《敢說「No」的日本》（與SONY總裁盛田昭夫合著）、《國家的幻影》等。
譯者簡介：
劉崇稜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文學研究科文學碩士，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班。曾任中央警察大學兼任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華岡教授、系主任，現為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研究委員。著有《日本文學概論》、《日本古典文學》、《日本文學史》、《日本古典文學精讀》、《日本近代文學精讀》等。
前言：
第二次大戰之後的美國成為世界龍頭，蘇俄則撿到許多便宜，美國發展出一套合乎美國本身利益的民主制度，蘇俄以集權統治的方法，把佔領國結合為蘇聯。現在不談蘇聯如何，先就美國方面來評論，美國之對其所屬的國家，採取的方法，因應當時戰略需要有不同的做法。
以日本為例，先是訂定日本為具有侵略力量的戰敗國，故先瓦解其軍隊，再制定新憲法，軍隊只能自衛，美軍駐兵其國，施行合乎美國要求的美式民主，針對日本百姓恩威並具，要日本人覺得皇恩在上，而得時時保持謙卑、自懺，須得不斷為了戰禍付出金錢與道義上的代價，以致於日本政治人物，常常失去主權的主張，對於中國與美國的過度要求唯唯諾諾。
相對於美國對台灣的態度於二戰之後，美國對台灣的管理責任不太重視，開其方便之門，交給軍閥阿石來看守，其造成的損害到今日無法彌補。美國之對韓國的作法則甚為粗糙，美式軍人的品德浪漫而粗魯，美國利用韓國軍頭的力量，作為鷹犬為美國效命，實施的假性民主選舉，「爆發光州事件」，到今日韓人反美，美國也是得不償失。
總歸一句話，一個國家的人民若無法自決其國家的前途，這種國家只得任人宰割，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台灣的外來統治者挾持過去軍隊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台灣人必須有革命犧牲的準備，才能於中國侵台之前，保衛子子孫孫。
這本書日文翻譯為漢文，有此文法不合乎台灣國人的習慣，而全書有近600頁的厚度，為了使讀者產生興趣，我以台灣為主題的角度來評述。
人心的麻痺來自長期的心靈衝擊與外在環境的重複刺激，台灣若無視於阿九的親中賣台，亦會成為行屍般的一群活死人。
直昇機略過小學生的頭上降落，但小孩子們沒有一個仰頭看一下。與其說是奇妙，簡直不合常理，再仔細的瞧一瞧，可以說是在灼熱的戰爭中的冰冷的風景吧。後來在到處看到的種種光景，終於瞭解這才是那個戰爭（越戰）的意義且是本來的面目。一言以蔽之，那是南越的大部分的民眾對那個戰爭不表關心之故。這個理由，從歷史上說來可能有種種深遠的理由，但無論如何在我訪問的時候，那個國家的大眾，無論上下知識分子或農民，都為了生活甚至在精神上已疲憊不堪，已經對於在自己所住的地方進行中的戰爭不再有再加關心的心情，好像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把自己維持到明天的方法了。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從越南到政治"，《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p.5-6。
小孩帶韓國軍人到池塘邊指一塊濕地，韓國軍人一開挖，竟挖出被殺的73具村民的屍體。韓軍算一算屍體確認數目後把屍體再掩埋回去，然後在上面立一根椿子作為標記後，帶著這2個孩子回到村子裡來。這2個孩子以後怎麼樣沒有人知道。他們也許在成長之後，對於曾經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不知道會不會和他們的父母親一樣漠不關心呢，我有時會無意間這樣想起。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從越南到政治"，《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6。
於強勢統治與無可奈何的狀況下，就會這般。
日本人的思考本來顯著的缺乏相對性，由於戰後美國的貫徹到我們的下意識的統治和規範，把他們全部造就成為無為的，他力本願的虛弱的國家的人格和體質了。這才是今天的日本這一國家的無意志、無為的狀態，對之國民漸漸感到焦急，而世界在物理上及時間上越來越狹小，任何政治異味立刻化成國際化的這個時代，我們在思考自己的未來的時候，這已經成為不能不加以考慮的要件。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從越南到政治"，《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8。
美國統治日本的方法，就是矮化日本人，讓日本覺得一直歉疚，以主宰者的做法，訂定日本憲法與法律，使得捍衛主權日本的膽識一再退縮，新生代則只能在國內玩政治遊戲。
那時佐藤氏對於有關政治的金錢所說的話，讓我往後常常想起來。在政治當中流動的金錢的本質，雖然正如佐藤氏所說的，但是從住在一般社會的人看來，不能不說是非常異質異形的。不久我終於瞭解，看時間和場合，有時對於沒有需要的金錢，也有不得不坦率的認為可以從右用到左去而收受它。例如在某種機會，在政治的世界常有「給錢」和「拿錢」的狀況。雖然不是非常高的金額，但也是不能輕視的金錢，當大家都拿而你說自己沒有需要而拒收時，將使自己奇妙的孤立起來。因此在政治的世界，只有金錢的緣分成為信賴的指標。然後這種特殊的公理，使人對於金錢的感覺漸漸麻痺，最後乃被淘汰出局。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對選舉的處女體驗"，《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25。
不斷認為自己有罪的國民心態，使得日本面對外交壓力的時候，會很快的失去對等的勇氣終而頹敗。
我想我在政界時是相當有巧思毒辣的作戰參謀，別人從我的經歷似乎認為我是很喜歡出鋒頭的人，但他們好像沒有想到我在本質上是個文筆家，不瞭解文筆家到底是什麼。我自己則與其站到表面上，不如在幕後充分操縱他人，然後觀察其成果，才是輕鬆而愉快的。實際上我已經在策劃、催生及運作前述的日生劇場上嘗到了那種妙味。
或許在日本的政治上，尚未有真正的如義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里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權謀霸術，或多元方程式的權謀數術的未臻成熟。這種國家的政治，如外交手段，不難想像很容易被對方看穿底牌。說好聽是天真幼稚，未經世故；如果把一切以善惡、黑還是白的，與其說是簡單單純，不如說是以粗糙的二元論的思維來思考的話，譬如在日美兩國重要的通商交涉上，對於對方秘密竊聽日本方面的計議，馬上會認為是罪惡、是背信，而會變成向對方提出無實質利益的抗議行為。
又如美國自己袖手不做什麼，卻讓日本捐出巨額金錢給聯合國，然後由美國為自己的利益運作聯合國。曾經在波斯灣戰爭時，美國一方面打擊以日本的巨額ODA政府開發援助而長大的伊拉克，一方面完成在沙烏地阿拉伯常駐美軍的包括石油利益在內的世界戰略。日本對於他國的水面下戰略，可說是只知好天氣而無警戒、無認識的狀態。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對選舉的處女體驗"，《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33。
台灣人參政歷經國民黨的毒害，有228屠殺與白色恐怖，於虛設的中華民國圖騰架構，自我玩樂而已，日本還能成了國家加入聯合國，台灣國不成國，其反應的淺碟政治遊戲與日本人有些相似。
寄生台灣的中國黨人，深知選舉的決勝，在於金錢的巧妙運用，故死不放棄偷搶而來的黨產。
我出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選舉，我被強求的另一個處女體驗就是金錢。佐藤榮作雖然善意的說過可以去找他，但是總不能一切都去仰賴佐藤氏。也因此我曾經手腳忙亂的去籌募，可是完全不熟悉門路，總是無法如意的募得。
從全國各地表示願意支持我的人，幾乎沒有以金錢為目的的人，即使有，飯島參謀也會伶俐地篩選。花錢的主要在傳單的郵寄費用，但光是這種文書費用就超過了法定選舉費用，讓我瞭解所謂法定選舉費用制度是名目上的近於欺瞞的制度。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對選舉的處女體驗"，《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39。
日本的選舉文化與台灣略同。
還有一次關於選舉活動時的衣著，我堅持到底的例子。我就是不但討厭每個候選人都從肩上斜掛著寫有候選人姓名的那布條，還認為樣子很滑稽而難看，所以我就不想掛那布條。我問飯島氏是不是選舉法規規定一定要掛，飯島氏說選舉法規並沒有這種規定，我乃放心敬遠了掛那一條布條。我就遇到好幾位在選舉期間，胸口佩著好大的一朵花，肩膀上斜掛著寫有名字的大布條，全國區的候選人就以這樣的打扮坐上飛機飛往全國各地拉票，而在飛機上就以那種打扮自座位兩三次往返洗手間。看到那種滑稽的樣子，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淒慘。
戴上那白色手套，有的政治家說是對一般大眾表示禮儀，但我聽起來是條理不通的說明，我不懂他們戴手套和別人握手，到底禮儀在哪裡。尤其是看各種表演，看舞台上的演出時，更能瞭解手和手指的表情的重要性。戴手套的話，手指的表情就已僵死，也有脫手套的動作成為劇情的決定性的電影。所以即使從車子上向不認識的對方揮手，我認為手套的效用只有負面而已。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49。
在台灣的新潮流派系，有其強而有力的動員方式，但是於外來政權統治下的中華民國行體制內的競選活動，就會產生同志內鬥的現象。日本的選舉雖有派系運作，但其所認同的國家與身分則完全一致，故各派系的交戰不會使日本滅亡，現在中國黨的阿九要消滅台灣國了，未來怎麼辦？
與派閥不相干，因為當地年輕世代的人開始動起來為我助選，因此也有幾個年輕的眾議院議員跟著表示支持我。留有印象的是埼玉縣第二選區選出的眾議員出口敏夫，正好要辦自己的後援會的年度大會，乃向飯島氏聯絡要我去參加大會致詞爭取選票，於是也編入預定行程。當天，和山口氏當時同屬自民黨三木武夫派的赤城宗德也來參加。山口氏只給我10分鐘的時間，我說10分鐘不夠，山口氏答應可以超過一點，我講了超過一倍的20分鐘後，山口氏在休息室以他特有的口氣笑著說：
「你是一位新人，被邀請到其他政治家的大會，在致詞時沒有感謝主辦人，一次都沒有提到主辦人名字，只講自己想說的話，還是只有你石原先生，真讓我意外。」
不是嘟囔而是正經的佩服我，反而讓我不好意思。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55。
譬如，我曾經在某雜誌上寫過，透過在選舉和之前的準備期間與數不清的人握手，從互相握著的手與手的觸感，可以確知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人，因某種原因失去了手或失去了手指。而且在握手的瞬間，可以強烈感受到和我握手的對方過去的人生歷程。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56。
雖然我不打算擺弄警句來說，但政治家之所以成為政治家的最低必要條件就是選舉。既然從比地面高出很多的街頭宣傳車的車頂上，向著群眾演說爭取選民支持，因為站在高處，當然可以清楚看到群眾的反應。我認為高雖然不算高，但與地面顯然不同的高處向群眾說話，是很有象徵性的。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57。
不知何故，我當了政治家之後，在每次的選舉爬上宣傳車的車頂向群眾演說時，都會想起他的這番話。實際上，雖然只有2公尺半的高度，但一站上車頂，就可以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的視點，從街上看到了。這種視點並不是在天空飛的鳥兒所有的所謂鳥瞰，雖然是人類本身的眼睛，其視點的高低差別就非常大，因此政治家的站在高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很富暗示性的。尤其是別人在旁邊說話的時候，我從旁觀望，只要不妨礙我的視線，我就是喜歡從高處觀望四周圍。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與弟弟裕次郎的全國遊說"，《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57。
有些不知何物的日本大學生，做出無理性的行為，把憤怒轉向維持秩序的警察，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為；而國民黨所控制的警察，到現在還在台灣胡為亂作，丟下一句「上級長官交代」有著皇上下旨似的權威（請詳見遇見台北女公安影片），公正的台灣警察我們會支持，惡劣的統派警察該殺吧！
在日本輕挑的大眾傳播媒體頻頻附合同樣輕挑的青年學生，強烈批評大學當局和管理大學的政府教育主管當局。倒楣的是為了保護市民，防止青年暴徒跑到街上示威遊行的鎮暴警察。這批年輕的警察，大部分是和學生們屬於同一世代。他們被當作不慈悲的殘忍的權力象徵，他們辛辛苦苦防止暴徒暴動，卻得不到市民的同情和喝采。
在東京的私立日本大學的騷動中殉職的年輕的的巡查部長（譯者按：相當我國的巡佐級）西條氏，是在跑步通過兩幢建築物中間的只有50公分的通路時，被從5樓的屋頂上擲下來的，學生暴徒破壞花壇的大約10公斤重水泥塊擊中頭部，重傷死亡的。當時西條巡查部長正要扶起在前面跌倒的部下，把盾牌拿下的時候。就在附近的教室黑板上居然寫有投擲石頭命中警察者賞香菸1根，讓警察受傷者賞5根，殺警察者賞1包。
我在某報看到這一段，氣憤對於新婚不久，留下年幼嬰兒被殺的這位年輕警察，社會上竟不產生同情的風潮，於是我和當時在警視廳的友人左左淳行商量，向朋友勸募，由我代表赴西條巡查部長家慰問，並附了未亡人和嬰兒的照片刊登在週刊雜誌《女性自身》的照相版上。
果然社會上的耳目開始集中到遺族，同情的聲浪也高漲，對其他鎮暴警察的機動隊員有很大的鼓勵。同時引發民間企業的有志人士的捐獻，成立了「鼓勵機動隊之會」，延續到今天。
石原慎太郎/著，劉崇稜/譯，2006，"姑息性的牛步國會"，《國家的幻影》，台灣商務，台北，p.72。
（撰於2008/08/30，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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