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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王統一天下，由於採嚴厲的統治，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很快就滅亡了，西漢武帝有鑑於此，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實則限制了人民思想及言論的自由，並且將原本對等倫理關係（父慈子孝），改成了上下從屬的絕對關係（君上、臣下、父上子下、男上女下）並與天結合成天人理論，君王成為天子，鞏固了君王大一統的集權專制地位。秦始王在位時為了愚化人民而焚書坑儒，燒掉了大部份的書籍，使得求知的「智」能認知科學逐漸式微，忠孝仁義的「仁」成為中國往後知識核心。其實道德根本不是知識，真正的知識，是智仁勇中的「智」。而非「仁」。上下的倫理又與道德結在一起，成了有階級身分的道德，其實倫理與道德是不同的，倫理只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的人際關係，是秩序、對應的態度；而道德是發自於天生本性良知良能、正義是非。道德才是真理，才是一般行事的原則，真理理應在倫理之上，但倫理與道德的混雜，變成了有身分上下之分的道德。這種道德當然與我們天生的本性起了衝突。在帝王的專制之下，威權一代勝一代，使孩童從小心靈就受到重創，在只能順從之下，最後中國人的心靈自幼就被封閉了。每一個人出生只能做一個順從的奴，在長期的家庭奴化之下，中國原本國家、家庭、個人的三級社會中，逐漸沒有了個人的存在，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家，家長的意識就是全家的意識，家成了沒有個人的群體（滅我人格），由於君臣父子的忠孝道德倫理之下，反而形成上下的縱式社會，把國家君王與家庭連在一起，道德與政治不分，再加上社會的封閉，產生了強烈民族自家人意識型態。家長的上面還有大家長（父母官）真正的主人是君王，君王愈專制，父親的地位並同步提升，一家之主的父親演變成絕對的權威，才會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說法，父親表面是一家之主，其實不然，因為父親從小也是奴化長大的，心靈是封閉的，沒有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來自大家長。整個社會是一條鞭的意識，就是沒思想，所以滿清政府才能以極少數的人口統治全中國。其實中國早已奴化成為沒思想的動物世界。
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有顆完整敏銳的「心靈」，應是有思想的，能辨正義是非，不用學習，上古社會人心純樸，順天行事，人民不須知道仁義道德也能讓大道普行於天下；而在中國的教忠教孝規範之下，這種不平等的道德卻變質扭曲了。「忠」原本是把心放在中間，忠於自己的良知本性，現已變成忠於上忠於人；「孝」變成盲目的順從，不合義理之孝；「義」也不是正義是非的「義」，變成了感恩回饋，報恩哲學的私情之義，公私不分，身份扭曲了真理。
西方文化追求真理，發展哲學科學分明事理，東方文化分的是人，人有了身分權威，正義是非便無法伸張，有了自家人的意識型態，就沒有真正的道德，道德是沒有分別心的，有了分別就不是道德是私，是狹心症。心靈封閉的人，沒有個人的人格、無法自我肯定要靠他人來肯定自己取得自信心，形成了面子文化，人與與之間變成對立與競爭，見不得他人好。中國人是不易團結的，要靠仇外來聚內，是很畸型的社會，正常的社會團結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愛、一體感，而不是仇恨。
其實在中庸大學，說得很清楚，治理國家要從修身做起，修身要從格除物質的欲望下手，找到人的本性，不是身外求知，身外求學，把道德當教材，這是本末倒置。中庸還提到「君子之道費而隱」，愚夫愚婦都能知，都能行，根本不必教不必學。大道要普及天下是要從君王做起，君王無德，在下的臣子也不敢行德唯恐有背上之嫌，只能明哲保身。在上位的人德不明不能為人師表處事不平，國家必亂。在上位的人雖有權勢和想把國家治好之意，若無德無能也不能取信於民。權位、德與能三者必須兼備，可見道德是君王必須帶頭去做的，道德是上行下效傳播的，久而久之形成文化，得以普及天下，上古三代時期，諸候分治，禹湯文武，與以德合天將道傳播天下，三代以後君王以武力取得天下，強者居之，是不可能行德的，為了保住江山皇位，必須除去心腹之患。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示範之下，社會就不得安寧，各路英雄豪傑，無不群起效尤，夢想一統天下，這就是中國二千年來，九百多年處於戰亂的原因。反觀歐洲、雖小國林立、偶有戰爭，但戰爭並不長久，社會文化才能往上發展。
中國鼎盛時期是在漢唐，尤其唐代，社會開放，經過二百多年胡人文化的交流，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男女婚前可自由交往，有一定選擇對象的權力，寡婦可改嫁，婦女也可訴求離婚，二離三離並不被歧視，婦女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有財產繼承權和一定的政治權力，也可讀書習文。曾幾何時，為了統治，一代不如一代，思想、知識、社會都受了限制，原本強盛的古文明國家，成了沒有個人思想的動物世界。如果沒有八國聯軍的喚醒，中國可能還沈浸於裹小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小天地中。
台灣雖然經過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國統治，但因地處中國的邊陲地帶，被奴化的程度並不高，仍保有這塊土地的原住民文化，心地單純友善接近本性的文化，與中國的知性文化不同。就以家庭來說，中國在長期威權統及道德扭曲之下，有強烈的一條鞭的意識型態，父親是一家之主、絕對的權威，其他的成員則受制於主從關係。家庭成員是沒有個人的意識空間，沒有個人思想。而台灣家庭則是單純的夫妻關係，父親的角色完全不同。中國的父親是一個君王的縮影，是個小君王，成員在思想上是絕的服從，不能違背的。一家之主對家庭也是要盡主人的責任，主人更要有愛護子民的義務，妻子進了家門，就是自家人，丈夫是不會嫌棄妻子的，無論外貌、年齡，所以很少有離婚的情形，父親對妻子的愛是上下的愛，愛護的愛，是不易變質的，不同於一般夫妻之愛。
中國自家人的意識型態是透過奴化家庭一代傳一代，根深蒂固，深植於下意識，在選舉時就可看出來，被奴化的人是不可能把選票投給外人的，根本不必買票。有人誤以為外省人很團結，其實不是，而是受到文化的拘束，潛藏在下意識，自己也不明瞭，即使有些第二代在社會工作，發現自己的政黨很差勁，想離開，但永遠也跳脫不出自家人的政黨範圍，更不可能加入本土政黨(外人政黨)，這種情況不只在台灣出現，東南亞也一樣，當地的政府也很頭痛。這些人活在祖先的意識中，不知生命是自己的，不能活在當下。泰國政府最近進行宣導要喚醒這些人“祖先來自中國可有中國情，你是泰國人要有泰國心”反映了強烈的自家人意識型態，讓這些人很難融入外國當地的社會。
中國文人魯迅解釋奴才與黑奴的不同，黑奴做奴隸多數並非自願，是身奴心不奴；中國的奴才則是徹底的奴化，身心俱奴而不自知。雖然我們都讀過三民主義、國父思想，但很少人知道思想的背後是要有心靈的空間做基礎，沒有心靈的自由，如何擁有思想？其實真正的自由是心靈的自由，當今的教育還是屬於貫輸式的奴化教育，是被動的，學生的心靈得不到開展，無法得到學習的樂趣與自信心，並不符合當今自由開放的社會。一個人的思想型塑於生長的環境，像孫中山先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就是源自於國外的環境。在中國文化下長大的孩子是很難跳脫文化塑模的，即使到了國外念書，還是很難脫離自家人意識型態牢籠，除非能從文化中覺醒。孫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是指中國人還是奴才、沒有思想。這也是革命基地都在國外的原因。這種奴化的意識型態是透過奴化家庭所傳承。沒有思想的主人，其批判都是有選擇性的，都是有立場的，針對外人做批判，不是以是非做標準，例如李登輝在國民黨裡就成了自家人，不受批判，一旦離開國民黨就成了外人，變成被攻擊的對象，這種用立場來看事情，自己一方永遠是對的，如果槍擊事件發生在國民黨候選人身上，那會鬧更兇。
一個人的思想來自於文化背景，我們都應予以尊重，這就是民主社會，如果這種現象一代傳一代，問題可就大了，若再加上有心人從中操弄，那就更慘了，不但會拖累民主的進展，還會影響到社會的其他領域，例如經濟、教育等，造成社會的重大損失。持有立場的奴才，是不用大腦的，完全聽命於大家長，完全的依賴主子，不會去瞭解事實的真相。上面的人罵，底下的人跟著罵，不分青紅皂白，這種文化一代傳一代。其實民主對中國人來說是貳千年來的思想大解放，未達到心靈自由的層次，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反而被操控。一般正常的民主國家是不能隨便使用「反」、「倒」、「抗」等邪惡字眼的，「反」只能反自己，也就是反省，一定要反也只能反絕對的邪惡，例如反貪污，反暴力、反侵略。就連反共都不行，因為共產是制度並不代表邪惡。中國人到英國，覺得英語不同，問英國人為何不統一，讓他們覺得莫名其妙，誰統一誰？民主就是多元化，對不同的文化，只有尊重，那有統一別人的道理，民主是每一個生命、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受到尊重，心裡有自己還要有別人的存在，才是有思想。父母從小能尊重小孩子，小孩長大了自然會尊重別人，文化是上行下效的，教與教化不同，教化是行為的傳承，是長期性來自幼年的潛移默化。我們從會議的意見表達中就可看出文化的差異，沒有心靈約束的文化，表達出的態度是理直氣壯，得理不饒人，而台灣文化是理直氣和，“理”就道理是非，“氣”就是氣質、心胸，一個是道德，一個是倫理，只要有一代的台灣母親，就能改變兒女的表達態度，我們看得很清楚，這也顯示了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力。但是奴化的思想來自於家長(父)的行為的傳遞，是不易自我覺查的，其實從文化上面去探討，有比較社會就會進步，可惜我們的教育，把孔孟思想當作文化，離開了現實環境，避重就輕無益於社會文化的提升。
道德是明明德，是本性的由內而外的展現行為，知識是由外而內的認知明瞭，一個是在本心(出流)；一個屬識心(入流)，是不同的層次，把道德當知識來教導是絕對的錯，被人規範之下的道德，去做也是無意義的，那是動物不是人，不是發自本心，也無法建構個人的人格，不論是孝道、敬老都一樣，不是出自於真心就成了形式違反了個人的自由心靈，一個有思想的人這些道德都不用教導的，反而能自由自在，做得恰如其分，不在乎習俗的眼光。現在是民主時代，應是心靈覺醒的時刻，台灣還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是奴化家庭違反民主潮流，民主的洪流之下，每個生命都屬於自己的，都應受到尊重，不但為自己而活，活在當下，身為社會的一份子，還要關懷他人，關心社會，才算是真正的人，才能脫離動物的層次，成為思想成熟的人，完成生命階段性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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