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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成長於反共時期的台灣民眾應該還記得，一篇由法國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撰寫的「最後一課」。內容描寫在歐洲阿爾薩斯的一位學校老師，因為法國戰敗將該地割讓給普魯士，因此在政權移交前一天很感性地向學生宣布，這是他們用法文上的最後一課，隔天就得要用新的統治者語言德文來上課了。
更有甚者，當時的教材不僅完全是「大中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與內容，更有許多對蔣家父子歌功頌德的文章（魚兒逆流而上！）而作文不論是寫什麼題目，結論都要加上一句打倒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等到國民黨從反共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金馬撤兵，以及日前兩岸官員的王張會，加上台灣在這段期間的民主化歷程，前述的課程內容絕大多數都不見了，雖然「大中國」的觀點仍清楚可見。
書寫這段歷史過程，其實是要說明一件事：教育本來就是政治爭鬥的場域，教育不可能「單純」是教育，而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地方。研究民族主義學者安得森便指出，歐洲的王朝逐一轉型為現代國家之後，新國家的首要任務之一便是將境內說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文化歷史的各族群成員轉變為法國人、德國人等。而這樣的重責大任便是落在「國民教育」身上。
如此就能理解國民政府全面佔領台灣後，首要的政治文化工程便是推行國語、置入大中國教育，這樣才能將所有台灣人轉變成「中國人」，並甘願接受肩負「解救大陸同胞」神聖使命的蔣家政權統治。
因此，所謂的「課綱微調」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課綱萎掉」，萎的是台灣的本土與主體意識，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大中國意識與觀點。香港眾多居民因為反對香港政府的「國民教育」洗腦，起而發動大規模遊行抗議，終於讓政府讓步。台灣目前的課綱問題，也必須靠足夠的政治爭鬥力量才有可能改正的。
（作者紀駿傑 為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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