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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很訝異所謂「台派人士」或是台灣文史工作者對《大稻埕》這部電影的激烈批評，包括歷史事件，音樂作品望春風、丟丟銅仔，郭雪湖美術作品南街殷賑的時序或細節的倒置，或文化協會蔣渭水的矮化嫌疑，或對日本人的醜化仇恨等等，都有諸多的不滿，當然也免不了抓出一些電影技術上或編劇上的蟲蟲（bugs）。會說「訝異」兩字，基本上因為這只是「電影」而已，反應劇烈至此實在令人費解，若要說教壞小孩歷史，那麼政府又在「晚間」偷偷通過、三天後立即生效的「課綱微調」，相信會比這個來得嚴重且廣泛。
換個角度，一九八九年的《悲情城市》，當年同樣一片叫好聲，也有一片叫罵聲，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還會有誰沒事去回憶叫罵了些什麼？然而當年若要提到二二八，除了一九八七年二月由鄭南榕等有志之士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努力鼓吹建立公義和諧的社會，呼籲政府道歉賠償、公布真相，才有那麼一點點聲音出來之外，一般大眾是無緣或不願碰觸這個最敏感的議題。但是，一部電影的上映（當時藉著威尼斯影展獲獎光環免於禁演或刪剪），卻讓全國藉著「娛樂」而引爆討論進而突破心理禁忌。甚至，也促使向來積極參與政治改造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隔年發出「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的道歉」，勇敢公開承認並懺悔「懾於執政者長期恐怖的戒嚴統治…，整體教會並未給予受難者家屬應有的聲援及溫暖…，為此，我們要向二二八事件全體受難者及家屬表示歉疚，並懇求上帝憐憫寬恕。」此後並積極協助該運動所推展的各種公義及和平。
一部電影，嚴謹的或可成為教材，但如果沒人看，其實性質近乎紀念碑。然而，即便被貶為爛片（筆者覺得好看）卻賣座的，反而有機會成為喚醒公民意識的觸媒，讓人民（尤其是年輕學子）「有興趣」拾起那段快被遺忘的歷史並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例如隨著劇情內心高喊「我是台灣人」），那麼《大稻埕》的功過，或許該觀察四分之一世紀再來蓋棺也不遲！愛之深可以責之切，但更需要溫暖。
（作者洪增陽 為藥師，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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