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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source: 台灣人權景美園區)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1964年的彭明敏事件。
1964年9月發生了彭明敏事件。台灣大學教授，國際知名的太空法權威彭明敏博士，為了廣泛地向知識階級呼訴：「除非否定國民政府，以台灣的資格獨立自主，不用說台灣人，連中國人都無法生存」，在準備宣傳品的階段被逮捕。這個事件給內外帶來很大的震撼，因為誰也沒想到連他這種人也主張台灣獨立。
彭明敏事件後來有戲劇性的發展，將另闢一節敍述（參閱 4蔣經國和彭明敏事件）。
正當東京奧運最熱鬧的時候，1964年10月16日，中共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得到成功，使國民政府又受打擊。每個人都認為「反攻大陸」已經因而被宣告壽終正寢。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還莫名甚妙逞強說：「核子科學在今天已經不是祕密。『共匪』的核子試爆不會立刻成為什麼軍事上烕脅」，令人覺得滑稽。國民政府真正擔心的是，中共的核子武裝也許會給聯合國本就短兵相接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帶來極大的變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99。
文化大革命救了ROC？ 卻是反攻大陸的大夢。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論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成為導火線。1966年夏天起，中共陷入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大動盪中，全世界為之震驚，連一向大言不慚說是對大陸摸得一清二楚的國民政府，也有如晴天霹靂。
這些姑且不談，文化大革命確實給國民政府提供最佳的宣傳教材。1967年7月，駐美大使周書楷向魯斯克國務卿誇大地表示：「到9月或10月，中央政權將從地球上消失。」國民政府似乎真的認為中共政權會立刻發生分裂引起內亂，崩潰瓦解。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02。
1950年代，國民政府全面依賴美國的軍經援助。到1965年6月美援停止為止，美國提供的經濟援助超過十四億美元，照人口比例來計算，比任何國家所獲的援助都多（每人每年9.7美元，菲律賓2美元，泰國1.3美元）。
美國的這筆支出和指導，給國民政府軍隊提供了武器，彌補了貿易上的赤字，興建了許多學校，在基礎工業以及道路、橋樑、水庫、港口、上水道、下水道的建設和充實方面，派上了用場。
正因為有了這龐大的援助，國民政府才能苟延殘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們依賴心理更為加強的結果。他們開始認為，美國出錢讓自己跟中共對抗是一種義務，不夠的由美國彌補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替自己辯護說：光靠台灣無法自立。他們也一直主張：因此必須再度征服中國大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06。
KMT在中國無法施行的政策，到台灣，就很有為的完成一切計畫。
所謂「節制資本」是以發達國家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為目的，否定自由經濟，採取統制經濟。孫文的動機在人道主義，但被蔣介石的國民黨歪曲削足適履，以便配合他們的體制。結果出現「四大門閥」的壟斷，國家資本和黨資本混在一起，實質上成為黨幹部私營。
在台灣，國民黨幹部也互相傾軋，企圖把銀行、重要工業、土地佔為己有，以國營、省營、黨營的名義，置於各派系的控制下。
它使台灣整個經濟陷入停滯，但國民政府因而能確保兩百萬中國難民的衣食住行，同時對台灣人操生殺與奪之大權。
但是引進外資政策跟與此有關的，以輸出為方針的海島型經濟政策，勢必破壞國民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和統制經濟。而下層結構如產生變化，上層結構當然也會產生變化。
雖然有合資企業和本地工業相互競爭這個麻煩的問題，整個民營企業的飛躍發展，加強了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發言力量，蔣經國不得不擺擺姿勢起用台籍才俊，同時讓台籍企業家－雖然為數極少－和大陸籍的經濟官僚一起躋於國民黨中央委員之列，就是它的具體表現。
但現在的國民政府沒有這個餘裕。既然自稱「中國的正統政府」，以「反攻大陸」為國是，就必須頂著繁雜的政府組織，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和祕密警察網。國民政府為此撥出的預算達三億美元（1968年度），佔中央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五，佔包括地方（省）預算在內的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十。在這個結構之上，國民政府必須謀求貿易立國。這是多麼的矛盾！這個矛盾究竟能掩飾到什麼時候？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10-211。
專門打壓講真話的人，現在最恨台灣人阿扁能當上ROC的總統，阿扁總統早就應該要革ROC的命，才是建ROT之道。
彭明敏（鳯山人，1923年生）曾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和台灣大學,留學加拿大、法國，在把巴黎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擔任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
他是聞名世界的太空法學家，因此被國民政府利用做對美宣傳的材料。國民政府任命他為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1961年）、中美科學教育委員會代表，作為起用台灣人的榜樣。蔣經國還把當作「青年模範」之一，親自加以表揚。
那麼彭明敏為何以叛亂罪的嫌疑被捕？國民政府既然宣佈逮捕，就不能不公開審判。1965年3月，軍事法庭開庭，公開了下述事實：他們三人圖謀不軌，起草印刷所謂「台灣自救宣言」的宣傳小冊子，以「台灣自救聯盟」的名義廣泛分發各界的前一剎那被捕。
「宣言」約有兩千八百字，一開頭斷言「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已經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正面否定了國民政府所倡的「正統中國」的主張，接著道破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分析中國兵和台灣兵的心理說：
「……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勢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嘗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至於代理退伍軍人而入伍的籍青年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留著蔣介石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二萬台灣領導人物的仇恨，他們雖然三緘其口，始終還是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在軍裝的鐵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致認賊作父受蔣介石的奴役。」
「宣言」在最後提出三個目標和八個原則，主張一千二百萬島民應不問省籍，精誠合作，建立新的民主國家，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分子，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結語說：
「……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軍事法庭只做了兩天的證據調查，4月2日就適用「懲治叛亂條例」，將「宣言」的提案人謝聰敏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判處八年有期徒刑。
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來說，即使處以死刑也心有未甘，但因顧慮到輿論，算是從輕量刑。儘管這樣，國際上還是強烈譴責這是「彈壓言論自由，不合人道的壓迫」，蔣介石只好在1965年11月「特赦」彭明敏，其他兩人也跟著減刑一半。
彭明敏被釋放後，未獲准回大學任教，台北市內的家裏處於「半軟禁狀態」（美聯社電）。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12-214。
與中共打交道，須堅持主權，絕非阿九的投降主義。
在這裡要澄清以免引起誤會的是，台灣人並不希望和兩百萬中國難民怨上加怨，仇上加仇。有朝一日台灣獨立，去就任由他們選擇，想回大陸的，給予方便讓他們回去，希望留在台灣的人當中，想歸化的，准許他們歸化，想保留外國人身分的，當作外國人加以保護。
台灣幸好沒像韓國或越南那樣發生過熱戰。雖然台灣跟這些國家一樣，命中注定必須和共產陣營對抗，但並不必採取軍事至上主義。我們相信，只要扎下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深根，一定能建立安定的台灣。
欲能如此，必須迅速而合理把把國民政府的統治所留下的傷痕治好。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台灣的獨立"，《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22。
後言:
自古以來，歷經殖民統治，台灣人有了台灣意識，卻缺乏建國行動，用選舉來決定台灣主權問題，非常危險，台灣人民必須自己當家作主的血拼。
（全文完，撰於2009/01/31）
延伸閱讀：
台灣人民須自救（2）
台灣人民須自救（1）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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