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林茂生（1887－1947）

林茂生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致力鑽研台灣教育制度與推廣台灣文化，乃『台灣文化協會』核心人物，創辦『民報』，中立、公正，批評時弊無畏無懼。被陳儀誣控「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為由，私刑秘密殺害！！
他要台灣人永遠保存自己的風格與文化─堪稱生命哲學教育家。(by Susan)"

林茂生，字維屏，號耕南，1887年生於台南府城。

林茂生外祖父郭景澄，飽讀詩書，所以林茂生3歲時便追隨祖父，接受薰陶，奠下深厚的漢學基礎。1896年，曾隨同日本曹洞宗和尚學習日 文，1899年左右，因乃父與教會的關係，林茂生進入其父執教的長老教中學求學，由於他在漢文方面已有相當的程度，在同學中出類拔萃，於是受校長之命，教 授其他學生，因此他在中學裡是半教半讀，人家都稱他「半仙的」。當時，有一位英國小姐也請林茂生教她漢文，林茂生與她交換條件，要她教他英文，這時，林茂 生也從英國傳教師學習彈奏鋼琴和風琴。

4年後，由於成績優異，受教會保送赴日讀書，先在京都同志社中學研讀日文一年，隨後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的文科，英國教授即發現他的英 文程度很好，因而事後請他代為抄寫該老教授正在撰寫的著作，並付以雙倍的薪資。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畢業後，順利考上東京帝國大學，主修東方哲學，尤其對陽明 學說，更為專擅。林茂生留學東京時期，頗受台灣留日學生歡迎，1915年擔任「高砂青年會」首屆會長（以後接任會長的有蔡式穀、陳炘等人）。高砂青年會， 係由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組成，以揭櫫「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台灣文化的開發」為宗旨，後來易名為「東京台灣青年會」，這個組織可說是日後林 獻堂、蔡惠如在東京糾合台灣青年推動民族運動的一個胚胎。1916年，林茂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學位，成為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個 文學士。

返台後，擔任長榮中學（原長老教中學）教務主任，並教授英文。兩年後在台南師範學校兼職。1920年，轉任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同時 辭去長榮中學教職，改任該校理事長）。當時是台灣民族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蔣渭水與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島內民族運動與文化啟蒙的核心組織。 該會於1921年10月17日成立，會員總數達1千餘名，林茂生被推為該會評議員之一。1923年起，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在台北、台南等地舉辦各種講習會。 1924年7月，預定請林茂生講演西洋史，為期兩週，卻遭台北市役所（市政府）駁回而作罷。同年10月20日起，台南的「文協」幹部利用基督教青年會名義 舉辦講習會，每週六以林茂生為講師，舉辦西洋歷史講習會，一連講了9次，日本便衣警混於聽眾之中監聽，林茂生以台灣話演說，照講不誤。

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夏季學校，是文協眾多文化活動中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活動。1924年起，連續3年在霧峰林家花園舉辦為期2週的夏季講 習，延聘當時有名飽學之士為講師。第1年，他主講倫理學，第2、3年，則講授西洋文明史。根據《台灣民報》69號（1925.08.16）有關第二次夏季 學校開學式的報導，引述林茂生講述開辦夏季學校意義的一段話：「休暇非休止活動，大自然的活動是在暑天，若將夏天扣除，台人就無時間可做事，故變化就是休 息！」

儘管在職務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林茂生的才學，卻不能不受到日本當局的肯定，1927年，林茂生被遴選為「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進入該校著名的Teacher’s College ，投入當時著名的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兩教授的門下。翌年，4月，順利獲得哥大的文學碩士學位。

1929年11月，林茂生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哥大哲學博士學位，是台灣人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日本行政體制下台 灣的學校教育》，論文中共計9章，除了在導論中介紹台灣這個島嶼的地理位置與人文景觀之外，重點在於敘述自荷蘭據台以來，歷經鄭氏王朝與大清帝國，一直到 1920年代日本統治時期的教育理念與制度的發展過程。特別在最後兩章，分為理論與實際兩部分，提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教育理念，檢討日據時代同化教育的缺 失，指其違反人類學習與成長所必須遵守的個體自由原理與社會進化原理。

1930年元月，返回台灣，翌年，擔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成為應與德語科的主任，兼圖書館館長。和其他的台籍社會領導人物一樣，林 茂生也被強拉參加「皇民奉公會」，擔任文化部長。日本文學家池田敏雄也有這一的敘述：「台灣第一號文學士林茂生教授則被拉出來當文化部長」，在當時戰時的 權威氣氛下，不從也得從。此外，日本當局也要求台灣人每一家準備神棚、紅日旗和榻榻米三樣「神器」，並改姓名，實行「國語家庭」。林茂生雖然被迫徵召為皇 民奉公會文化部長，但他始終為改漢姓，與家人也以台語交談，不講日語。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林茂生雀躍的心情，不可言喻，他舉家遷居台北，並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主任，過一段時間，又接任文學院院長，同時，台灣省政府教育處處長范壽康組成教員甄選委員會，他也被網羅其中，成為12位委員之一。

除了授課之外，林茂生對於台灣能脫離日本的統治給予相當高的期望，有感於台灣淪日半世紀，與「祖國」文化隔閡甚深，決心辦報啟迪民智，且可為台民喉舌；於是與一群由前《興南新聞》的台籍新聞從業人員，創辦了《民報》，並擔任社長。

終戰後，台灣同胞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祖國」的來臨，但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在政治上貪污腐敗，林茂生主持的《民報》勇於揭露當時政治社 會的黑暗，一一提出忠實的報導，以及諤諤的諫言，使得《民報》的銷路扶搖直上。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短短10餘天之內，《民報》就揭露6則貪污的 新聞，平均幾乎兩天1則。就是由於它對於權勢當局，毫不客氣加以指責批評，因而得罪當道，埋下厄運的種子。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翌日群眾暴動。事態擴展開來之後，林茂生憂心忡忡，感慨地說：「局勢不好了！看樣 子，台灣人將要更加艱苦了！」後來有人勸他走避，免遭不測，他卻天真地說：「他們知道我林茂生並沒有做什麼，能對我怎麼呢？」然而情勢的發展，有惡化的傾 向，林茂生才在次子林宗義的苦勸下，到次子住的地方住幾天。

林宗義回憶當時的情形說：「他帶來一些書、棋子棋盤，到了第3天，棋子下膩了，書也看完了，那天正好是3月10日南京政府援軍在基隆上 陸，他說他要回去拿幾本書就過來，哪知道，因事絆住了，當晚他並沒有再到我那邊去。隔日早晨9點許，我家佣人跑來告訴我說：昨晚老先生被帶走了，情形不 好，老太太十分擔心，吩咐你小心，切不要出門。到了那下午，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到我家母處，當時家祖母尚健在，家母才告訴我：昨夜有8個人乘一輛汽車，先 把房子圍住再敲門，闖了進來，就拿出手槍，對著你父親說：『陳長官請你去說話。』你父親說：『我的意見他都已知道啦！』但是無法抗拒，掏出身上的鑰匙交給 我，就被他們帶走了。」

從此，這位台灣難得的社會菁英，一去不返。這一年，林茂生正好60歲，他的學生們正在議論著要為他做60大壽。林茂生是如何遇害？至今無人知道。有人傳說，他被裝在麻布袋內，丟入淡水河裡。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陳炘（1893 -1947）

"台灣金融界先驅者、「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創辦人，留學於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學。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消滅民族意識之文化侵略及對台金融經濟壓力，籌組台人資本獨立發展之金融機構。
228大屠殺發生期間，因損及浙江財閥利益，被國府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乃228金融界消失的菁英……
其熱愛鄉土、力圖抵抗的堅持行動力，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陳炘出生於台中大甲社尾人，幼時在家受漢學，後畢業於大甲公學校之後，考入當時為社會所欣羨的「國語學校」（全名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1919年起易名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返鄉於大甲公校任教；後辭去教職赴日本進修，考進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理財科，這也奠下他日後在金融 界發展的基礎。

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的序幕，當時台灣留學生組成在東京「新民會」，陳炘也是創會會員之一，該會有三項行動目 標：1.為增進台灣人福祉，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2.發行刊物，聯絡同志；3.圖謀與祖國大陸的同志接觸。其中第二項目標具體表現是創辦《台灣青年》雜 誌，陳炘也參與其中的編寫工作；有關陳炘在東京求學及參與民族運動的情形，張深切在他的《里程碑》一書中，有如下的記載：「他（按：指陳炘）自小老成，在 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也參加過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他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 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1921年，從慶應義塾畢業後返回台灣後，與台南名門謝石秋之女謝綺蘭結婚，並於1923年轉赴美國進修，先進入愛荷華的吉奈爾學院 （Grinnell College）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一個學期後即轉學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仍專攻經濟學。當時有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組織有「中國學生 會」，陳炘也積極參與其中，同期哥大同學，有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例如：五四運動的學潮領袖羅家倫、死於西安事變的國民黨要人邵 元沖、研究中國哲學的著名學者馮友蘭。

1925年從哥大畢業後隨即返回台灣，當時台灣的民族、文化運動正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從 事多項文化啟蒙運動，陳炘被文協延聘為夏季學校講師，講習經濟科目。除此之外，陳炘亦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對台灣金融經濟壓力，結合民族 運動的領袖林獻堂，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遂於1926年創辦「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擔任總經理；到1934年大東信託 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成績最優者，然而日政當局乘實施信託法，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強行將之與屏東信託、台 灣興業信託合併成立「台灣信託株式會社」，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陳炘出任專務取締股（總經理）。

陳炘在本土金融業方面的努力，是台灣金融界的先驅者，同時也奠定了他的社會地位，1930年被遴選為台中州協議會會員，到了1941 年，日本大肆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時，陳炘亦被日政當局指派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委員，並擔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長。甚至戰後，受邀參加 南京受降典禮，是台灣六位代表之一；不久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籌設台灣信託公司，隨後並出任董事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受難者因前「接收台灣信託公司」及設立「大公企業」兩案，損及浙江財閥利益，並與陳儀政府多所齟齬。同年三月十一日凌晨，在被台北警察局刑警大隊帶走，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逕行處死。
（摘錄自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徐春卿（1895－1947）

"台北市參議員，勇於揭發弊端，保障人權，批評政府，又因反對日產廉售浙江財閥，得罪陳儀當局。
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友人勸他暫時躲避，他自認沒作虧心事，想出力維持當時社會秩序，卻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遭到逮捕殺害。(by Nathan)"

台北松山人，台北國語學校畢業，被任命為台灣公學校訓導，被派往羅東公學校順安分教場服務，不久調回故鄉錫口公學校（松山舊名錫口），後又擔任台灣公學校「教諭」。

徐春卿在教育界服務九年後，自願退職，並於1928被任命為松山庄的助役（相當於鄉長秘書），後又被推為松山庄協議會副議長。1931年，時值日本在台「始政卅六週年紀念」，徐春卿以從事公務達十五年以上，接受日政當局賜贈銀盃表彰，同年11月，任期屆滿退休。

退休後，獨立自營炭礦業。1935年11月，「地方新制度」實施，州、市會員、街庄協議會員半數為民選。徐春卿以其在地方上的聲望，高 票當選庄協議會員。終戰後，仍經營煤礦業，並出任日產處理委員會委員及人權保障委員會總幹事，於1946年以第二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時為弊端，批評政 府，又為保障人權及反對日產標售政策，得罪官僚財閥。 二二八事件時，被推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3月11日，在自宅遭國府軍逮捕，迄今生死不明。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李仁貴（1900－1947）

"台北電器商人，熱心地方事務，經商成功後投入政治，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非常關心台灣社會民生問題，曾要求國民政府改革弊端及經濟改善。
然而在228事件後，因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擔任調查組長，調查六名殺人兇手，要求國民政府軍警停止濫殺無辜，卻遭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於家中被抓走遇害。(by Nathan)"

台北縣人，公校畢業，經營「御成軒」、台北商工協會理事、株式會社廣福洋行社長、冰販賣組合理事、台北市警察署御成聯合壯丁團團長、南邦電氣工業株式會社社長、台北電氣廣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946年在台北中山區以第二高票當選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兼調查組長，3月2日下午該會 決議推選代表六人，李仁貴為代表之一，同時偕各報記者，前往軍法處調查緝菸的兇手是否已羈押，卻遭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9日國府軍第二十一師開始大 規模鎮壓與屠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被強行解散，11日上午，於住處無故遭便衣特務逮捕被害。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王添灯（1901－1947）

"228的悲劇英雄，一生貫徹理念－「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
日治時期已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戰後初期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之力來建設新台灣。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除辦報廣聽人民心聲外，問政努力。
為求得人民的民主、正義，寧可得罪官員，也不得放過貪污公帑之官吏。(by Stella)"

出生於新店，祖父是一位漢醫，父親是茶農；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即鄉公所），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 1929辭去公職，致力於漢醫的振興，推動全島性的「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進入「乾元葯行」任職，同時擔任「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機關雜誌的編輯。

1930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天燈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在 台北市港町開設「文山茶行」（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附近），從事茶葉出口生意，茶行生意興隆，分別在大連、沖繩及新加坡等地設有分店。在茶葉生意外，他仍 不忘地方自治運動，於1932年出版一本闡論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的著作「台灣市街庄政之實際」；文山茶行雖然是個生意場，但一方面也成為一群關心時政人士之 聚會場所。

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私力來建設新臺灣，因此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問政期間，十分認真，曾在省參 議會中，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宜付民選，絕不可使外省人為本省國大代表」等十二項政見。在省議會兩次大會期間，發言八十一次，單獨提案十三件，聯名提案五 件，議事踴躍於此可見一斑，另外他對省參議會僅是諮詢機構而非議決機構，感到失望，提出〈省參議會的千萬言〉質詢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接收臺灣，貪污舞弊層 出不窮，官員多從中中飽私囊。除折衝於政壇外，王參議員也馳騁於新聞界，「人民導報」曾聘請其為社長；又與蔡慶榮等人創刊「自由報」，勇於批評時政，關心 臺灣地方自治。還因之遭受臺灣警備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王參議員膺此重任不敢掉以輕心，在一些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 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二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此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向陳儀提出後，卻遭陳儀震怒拒絕。王 添灯沈痛的在電臺廣播，認為這次事件已不能由處委會單獨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三月十一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添灯在睡夢中被拖 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施江南（1902－1947）

"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是日治時代第二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台灣人。致力為台籍日本兵回台而奔走。曾擔任台北州會議員、「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228事件時，從病榻前被捉走，生死不明。
其熱愛台灣，為台灣社會盡心盡力，為公義公理犧牲奉獻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

鹿港施家的四兄弟，分別以「江東」、「江西」、「江南」、「江北」命名。在日據時代，他們在台灣社會上就享有盛名，前三位都是著名的醫 生，江西、江南都是醫學博士，老四江北，則是法學專家。四名兄弟中，以老三施江南最負盛名。在戰前的台灣醫界裡，施江南的聲望，僅次於醫學博士杜聰明。在 二二八事件中，杜聰明和施江南都面臨危機，但杜聰明躲避得及，幸運逃過一劫；而施江南卻不幸遇害。

1924年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赴日本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專攻內科，投入當時著名的醫學教授松尾及真人兩人的門下。1930 年任京都市「囑託」，服勤於市立京都病院，同年9月獲得京都大學的醫學院博士，是繼杜聰明之後或醫學博士的第二位台灣人。翌年，被任命為京都帝大附屬醫院 的副手。一直到4月，返回台灣，擔任台北醫學專門學校講師，兼日本紅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囑託。1935年，4月升任教授。同年7月離開北醫，在台北市建成 町開設「四方醫院」，從事內科、小兒科診療。

除了在醫學尚有其成就外，施江南在社會上的名望，也使得日本當局想拉攏他。1940年，他被遴派擔任台北州會議員，翌年6月，又被日政當局拉去擔任「皇民 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1942年，擔任「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終戰後，施江南擔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並擔任「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二二八事件時被推為處委會委員，但非其中的要角，也無任何激烈的言行，當時因患瘧疾大多臥病在床，3月11日晚上八點左右，有人來敲醫院門說要看病，撞壞 兩扇門闖入醫院，捉走施江南，至今生死不明。據其老友李道南口述，施江南之所以遇害，乃因為曾經得罪過一位前來求診的軍人，該軍人藉二二八動亂之際，令其 所屬部隊士兵開吉普車到四方醫院捉走施江南。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宋斐如 （1903－1947）

"創立「人民導報」直言揭發當時陳儀政府弊端，堅持「人民第一」，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228事件期間，未激烈抗爭，但「人民導報」卻遭查封，宋斐如則被列為叛亂首要人犯，在家中遭憲兵強行帶走，一去不回。(by Nathan)"

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台南縣仁德人，1921年自台北商工學校畢業後即去中國北京，他在台灣同鄉的贊助之下創辦並主編《少年台灣》，於翌 年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評論文章。1930年，自北大經濟系畢業，留任助教，創辦《新東方》雜誌，譯著《台灣民眾的悲哀》一書，並發表＜「德化政策」下的台蕃 暴動＞，介紹台灣原住民英勇悲壯的「霧社事件」。1931年，離開北京大學，轉任馮玉祥將軍的研究室主任；1937年，擔任孫科所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的 研究員，到日本東京大學研究日本國情，旋即趕回中國參加抗戰，並為《時事類編》、《民族戰線》、《抗戰》、《時事月報》、《世界知識》、《中蘇文化》等多 種刊物寫稿，評論日本，剖析戰爭的發展。

1938年7月，宋斐如到漢口創刊《戰時日本》；10月，漢口淪陷，他遷往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轉往 桂林，在《廣西日報》工作；1942年，他到重慶擔任「台灣革命同盟會」三位中央常委之一，參與「中蘇友好協會」，復刊《戰時日本》，又先後在中央訓練團 的黨政訓練班和軍事委員會的戰地黨政委員會工作，而於1945年10月隨「前進指揮所」的人員返台，並被派任為教育處副處長，為公署高級官員唯一的台籍人 士。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1946年6月，他受聘為法商學院專修科兼任教授。

《人民導報》是一份敢說直言的民間報紙，與林茂生的《民報》都是當時敢於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弊受矚目的報紙；宋斐如常勉勵它的新聞同 仁：「新聞從業者的耳朵要靈一點，要多報導民間不受注意的反應和要求」，由於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 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最後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由王添燈繼任社長職務；因為經常批評陳儀政府，最後連副處長一職亦被迫辭掉。宋斐如被免職的六天 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宋斐如並未從事激烈的「革命」暴動，但在「國軍登陸」的傳言聲中，《人民導報》被查封了，而宋斐如則身穿睡衣，在11日下午被身著便 服的憲兵從家中強行帶走，一去不回。

宋斐如思想活潑而富創意，他的《人民導報》始終堅守著「人民第一」的原則。他原是「半山」群中「祖國派」不可多得的棟樑，日治時期回中 國以爭取台灣「回歸」的知識菁英，然而造化的捉弄，卻使他成為批判政府作為最力的號角，為腐朽的「祖國」政府所不容，最後成為第一批二二八事件的犧牲品。

宋氏娶廣東籍女子區劍華為妻，區曾在台灣省政府法制室工作，1947年9月曾經幫助前《人民導報》主筆陳文彬一家逃離台灣，9月中，區劍華被捕，次年1月以參加共產黨罪名被國民黨槍決。

（摘錄自謝常彰，＜二二八事件受害人--「人民導報」創報人宋斐如失蹤之謎未解＞，2002；及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