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林桂端(1907-1947)

"林桂端律師是留日回台的台籍法學菁英，在近代法律思潮的洗禮下，剛正不阿；在戰後漫無法紀的社會中，保護民權、伸張正義。
在國民黨政權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的《人民導報》筆禍事件中，挺身而出為辯護人，正義─就是伊e名。(by Susan)"

台中縣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部畢業後考上日本律師，曾在日本開業，二次戰末回台當律師，與同時留日回台的吳鴻麒夫婦熟識。吳鴻麒推事 在當時極負正直的聲望，林桂端律師也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律師。司法界的吳鴻麒推事、王育霖檢察官和律師界的林桂端、李瑞漢都是留日回來的台籍法學菁英與好 友。

1947年3月8日，自稱憲兵隊長的干敦焜率領四位帶槍的憲兵說「二二八委員會的王添燈有事找林律師談」，說完就將林桂端從自宅帶走， 從此失蹤，連屍體也沒找到。兩天後，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等律師也同時失蹤。吳鴻麒推事到處找這些好友，毫無所獲。3月12日，吳鴻麒推事在上班後被帶 走，17日在南港橋發現屍體。吳鴻麒推事遇害後，林律師等人依然沒有任何訊息。

據說，吳鴻麒推事和林桂端律師在遇害前，常檢討司法界種種惡習與黑暗面，慨嘆司法風紀紊亂。林律師由於是辯護人的緣故，手中握有不少貪 污、枉法案中的證據。林桂端律師長子林信一先生指出，林律師的遇害可能與他為二二八委員會王添燈辯護有關，他雖然沒當二二八處理委員，但是可能去過中山 堂，也是當時極負聲望的社會公正人士。

（摘錄自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葉秋木（1908-1947）

"於日本留學時期成立「台灣文化同好會」為左翼運動的健將，回台後當選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並被推為副議長。
228事件後擔任「228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主席，負責屏東地區的治安，為了民眾安全，親自率領群眾前往機場要求軍隊交出槍械，8日中午，屏東市實施戒 嚴，進行大捕殺，葉秋木身為屏東市之意見領袖，被逮捕後，國府軍以「暴亂首謀」的罪名，割掉鼻耳及生殖器，拖出去遊街示眾，最後再予以槍殺。(by Nathan)"

屏東市人，日本中央大學肄業，是台灣旅居東京的留學生左翼運動的健將之一，終戰後，葉秋木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屏東分團」，負責組織工作。1946年3月，當選屏東市參議員，並被推選為副議長。

1947年3月2日，當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傅至屏東時，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的葉秋木即召集市議員、民眾、青年學生代表，舉行市民大會，決定響應台北及其他地區的起義。市政府為了防範人民起義，乃召集各機關首長進行緊急會議，商量對策。

4日早晨，激憤的群情終於爆發了。由莊迎民帶領市民代表與青年學生代表到市政府，向市長龔履端提出三點要求：一、交出市政府印信。二、繳出憲兵駐軍及警察 的武器彈藥。三、集中管理外省人。此外，計劃從事武力抗爭的人們並開始編製隊伍，舉行示威遊行。首先一支民軍隊圍攻屏東警察局，卻因警方見民軍手無寸鐵置 之不理；憤怒的群眾乃赤手空拳打進局內，奪取槍械子彈，市長得知此事，亦倉皇逃離，因此，民眾便輕易地占領了警察局和屏東市政府。一時之間，「打阿山」的 聲音此起彼落。至下午時分，屏東地區正式宣布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共推葉秋木為分會主席，並同時設置冶安本部，負責屏東地區的冶安。

5日下午，民眾數次圍攻憲兵隊，但因缺乏彈藥，便在中央旅社和屏東女中，分別設置「民軍司令部」，負責作戰、補給等事宜；此時、原住民下山來援、起義部隊 士氣由此更加振作，並再次攻憲兵隊。憲兵隊因此莫不惶恐，立刻冒險衝出重圍，竄逃至屏東機場。葉秋木率領群眾前往機場要求該處國軍交出槍械未果，隨即展開 機場爭奪戰。亦在該日下午，處理委員會推選葉秋木為臨時市長，因為龔市長逃走，無人負責市政，這是台灣人首次選舉自己的市長。

機場的攻防戰一直持續到8日。8日中午，鳳山的國府軍開到屏東市實施戒嚴，進行大捕殺，一時情勢逆轉，民軍紛紛撤散，人民寡不敵眾，死傷枕藉。葉秋木身為 屏東市「暴亂」之意見領袖，自然難逃被整肅的命運。被逮捕的葉秋木下場十分悲慘，據悉，國府軍以「暴亂首謀」的罪名，割掉鼻耳及生殖器，拖出去遊街示眾， 最後再予以槍殺。

（摘錄自《客家雜誌》第十四期，及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黃朝生（1904－1947）

"醫界的菁英，平時關心時政、熱心公益，時常參與義診，228事件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在大逮捕中失蹤，下落不明，連屍首也找不到。
他熱心服務，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我們要追隨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台南下營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院前身）畢業後，進台北紅十字醫院任職，後來回台南下營開業，1936年遷居台北市開業。終戰後，黃朝生燃起政治熱，出入王添燈的「文山茶行」，與朋友闊論時政。他並與王添燈、王萬得、楊元丁、蔣渭川、張邦傑等人組成「台灣民眾協會」，後來改組成立「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這個組織以蔣渭川為首，是CC派的外圍組織，CC派與政學系對立，因此，出身政學系的陳儀，自然對「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心存不安，而「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於二二八事件中，亦頗有動作，所以該會有多位會員於事件後遇害。

1946年，3月黃朝生在台北市延平區參選市參議員，並以最高票當選。二二八事件後，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積極參與在公會堂（中山堂）的會議。3月2日被推為六名代表之一，前往軍法處調查緝煙的兇手是否確已羈押。3月3日改組擴充的處理委員會於上午10時假中山堂召開首次會議，會中商定軍隊於下午6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學生青年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是日下午四時，處理委員會治安組在台北市警察局召開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黃朝生、陳屋、許德輝、劉明等十餘人參加。會中決議，為恢復台北市治安起見，組織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並成立「忠義服務隊」負責執行。

3月5日下午2時，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分別召開小組會議，討論推進工作事項。宣傳組開會擬派四名代表赴南京向中央陳情說明事件真相，黃朝生亦為代表之一（其為三人是：王添燈、陳逸松、吳春霖）。然而，三天之後，赴南京向中央陳情來不及啟程，中央派來的軍隊卻已抵達台灣，處理委員會立刻被陳儀宣布為非法組織，黃朝生等人在大逮捕中失蹤，下落不明，連屍首也找不到。（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