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連翹-我讀我見(1)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09-02-17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作介紹

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新竹縣新埔鎮人。日據時期臺北師範學校畢業。臺灣光復前曾任臺灣公學校教論、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光復後曾任新生報記者、民報編輯、省社會處專員、大同高工職校教師、機器事業公會職員等職務。

重要的著作有「亞細亞的孤兒」、「功狗」、「波茨坦科長」、「南京雜感」、「黎明前的臺灣」、「臺灣文藝與我」,(以上合為《吳濁流全集》,張良澤編,遠景出版社出版)。「無花果」、「臺灣連翹」。

吳濁流對臺灣文學的另一重要貢獻,是1964年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並主編1-53期,直到他去世。這份刊物至今成為大多數臺灣作家的傳統精神堡壘。

《台灣連翹》是吳濁流先生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1975年以日文寫成,原稿存放於小說家鍾肇政先生處,其中1-8章曾中譯發表於吳老自己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但是吳老遺言,其餘部分須待後10年或20年才能發表。後來,第9-14章,由鐘肇政先生完整譯出,次第刊登於1986年創刊的『台灣新文化』雜誌。『台灣新文化』雜誌也因為刊載此文,被連續查禁……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

陳嘉農先生於此書的作評時說:

在死滅了的中國的另一邊,也有一些讀書人掙脫了統治者的陰影,揚棄了古老腐朽的世界,那確實需要勇壯的心懷。只是,他們仍幻想著中國能夠依照他們的意志去改造,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屬於人民的版圖。他們總是寄望海峽兩岸被壓迫者,能夠攜手共同建立一塊樂土。他們以著感性的字句、飛揚的辭彙,為台灣子弟描繪一幅藍圖。彷彿那遠景,已近在眼前。他們並不知道,那幅遠景僅是一塊布景,既不符合現實的台灣,也不符合現實的中國。他們也不曾意識到,生活在台灣的知識份子,與誕生在中國的讀書人,對於樂土的要求並沒有相通的內容。台灣的命運,將依賴島上所擁有的智慧、思考能力來解決。島嶼的願望,不是外人能夠體會的。同樣的,海峽對岸的知識份子,也將依照他們自己的願望,付出他們自己的血與淚,去追求他們自己構思的國度。倘若他們有著傷痛,那絕對不是台灣知識份子能夠分担與療癒的。吳老的作品為我們指出,台灣知識份子想像裡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是全然不同的。
陳嘉農,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10

阿九執政全台皆衰、民不聊生,抗暴的群眾中還是出現資深老邁的白鬚菁英,此與70年前的台灣有何不同?


我懷念他從前的身影,懷念他緩緩消失在台北街頭人羣中的蒼蒼白髮。也就在懷念加深之際,我對自己年少時的孟浪分外覺得後悔。然則,許多年輕的台灣子弟不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嗎?像我們的島嶼那樣,方位被弄歪了,歷史也傾斜了。但是,經過幾番轉折,又終於認清了方向,迎濤前進。倘若我們註定要穿越多重的轉折,這也無妨。撥雲見日後的那份決意,當如北半球的海洋,那麼壯闊,那麼雄偉。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13

日軍派到台灣接收清朝放棄的台灣,初期的殖民恐怖統治,既直接又殘酷。

如前所述,我是1900年,在日本佔據台灣的第五年出生的。在鄉村,雖然是如我前文所描述的情形,但是,怕日本人卻如怕鬼一樣。說到警察或黃頭兵,連哭泣的孩子也會止哭。離開我家兩公里左右的地方,有派出所。駐在巡查只有一個日本人。那日本巡查,由保正領路,每個月有一次或兩次的戶口調查。巡查佩著劍,孩子們見了,都怕得躲起來。連大人都戰戰兢兢的。為什麼這樣害怕呢?因為台灣人在被佔後嘗到了很多可怕的殘殺的緣故。

1897年至1902年的五年間,被指為土匪而遭逮捕的有8030人,遭殘殺的有3473人。1902年的大彈壓中被捕而處死的有539人,臨機處分,亦即被誘殺的有4042人。1895年佔據台灣以後,到1897年的約三年間,雖然不曾統計被殺的人數,數字上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吧。以上所列的殘殺土匪的數字,是載在日本的勁草書房出版的「日本法和亞細亞」一書中的第260頁上。

我們鄰村有一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因此,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將當土匪拿辦。有一天,阿魁終於被逮捕,要綁在村郊的土地公祠邊的大樹槍殺,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滿面鮮血的阿魁的臉實在慘不忍睹。日本兵又連續砍了二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起來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

總而言之,我是生在外族的統治下,由於自小就時常在恐怖中長大,因而性格懦弱,說得嚴重些,連跳蚤的睪丸那麼小的膽子都沒有.應付日本憲警,經常是二重人格,絕不講真心話。不能講的話不能說出口,心內經常很不愉快。這可以說是殖民地人的習性吧。但是,在台灣人之前,則彼此大鳴不平。這種不爭氣的性格,不論到什麼時候都無法剷除,內心經常都是充滿著不平和不滿。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18-20

為了能安穩過日子,台灣仍然選擇歸順與忍耐。

我非常懦弱而沒有男子氣概,這一點和現在的青年是一樣的。但是,卻靠這個懦弱的福,平安地在日本的統治下生存。如果稍有青年的血氣,積極地參加活動,大概免不了身繫囹圄吧。 所以能安然無事,得力於懦弱性格的地方實在不少。我雖然對一切的事抱著不平和不滿,卻沒有把它發散出來,更沒有付諸行動。為甚麼會變成這種性格呢?那是有原因的。我在小時候,幼小的心裡,不僅聽了很多對日本人或日本憲警會產生恐怖的事件,也親眼見過。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22

看到國民黨中有許多官員不相信台灣人民,以擁有美國綠卡為護身符為榮,一國之首的阿九亦然,而台灣人只能甘心一再的受外來族群的強暴,這種心態就可以瞭解國民黨據台之時,台灣人要保命反而強迫被阿山強暴的女人要嫁給阿山為妻妾,以取得「苟活」。

「臺灣是一個孤島,周圍都被海包圍著,想逃也逃不出去。我們完全和籠中的鳥一樣,並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殺死,是我們可悲的命運。志宏,你長大了,一定要以『明哲保身』為第一,絕不能因一時的憤怒而衝動起來。無論如何都得隱忍自重。一時的憤怒或慷慨是任何都會的,永遠的堅忍自重就非大丈夫做不到。處世上,對這一點非常好好了解不可。乘一時的血氣行事,不僅會招來自滅,也會連累族人。你還沒出生時,第二房的水德跑到涼傘頂去,參加抗日,事之後這事被知道了,祖屋被焚,我被傳去差一點送掉一命。所幸我們家的祖先積德,托他們的餘蔭,救了一命。志宏,反正已經變成日本人的天下了,只要照他們的要求繳納重稅,以後便做自己喜歡的事,這世間還是可以過得很快樂的。要像你們的父親,不想多餘的事,專心賺錢,在日本人的天下,也可以快樂地生活的。」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4~25

阿九執政的親中行為,表現出其內心的傲慢與不顧一切的行為,阿扁心軟成為階下之囚,中國黨只要抓住權利就會大膽去消滅異己,台灣此時建國無望,能繼續維持民主、自由、法治的某種程度就謝天謝地,故當時…

徬徨中,對人生的煩悶便抬頭了,對人生問題所抱的疑問,比自由平等的要求更為強烈。結果便抱持著逃避的思想和懷疑的思想。由於逃避的思想和懷疑的思想強烈地支配著我,所以沒有加入那時組成的文化協會。但是,並非完全不關心,對於不能積極行動的我,所有人來勸誘,也許加入了組織。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過於偏僻的地方,書籍之外,沒有朋友,在思想上我是孤單的。這時候,老莊哲學不知何時潛入我的頭腦,痲痺了我的神經。並不是因它才能安心定命,老莊哲學只不過是一時的鴉片罷了。神經雖然麻痺些許,我的年輕的血液經常在沸騰。在沒有刺激的鄉間,始終得不到躍出表面的機會,而潛伏在意識中而已。沒有辦法,只有全力放在教育上,暫時忘卻自己。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47

台灣人受到中國血統、法統、正統三統的侵蝕太深,故阿九佔了上風,台灣人之西瓜效應可以普及到日本治台,國民黨據台到現在的阿九執政反台。


世界大戰中,鍾日光被捧上了汕頭市警察局長的高位,做為一個軍事偵探,為日本軍盡了不少力,為日本立了很多功勞。但是,另一面,則是比日本人更惡毒地欺凌我們的同胞,在大陸留下了很多的罪惡。

我只是聽了人家的傳言,並沒有確實的資料。他確是忠實正直的漢奸第一號,但是,在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他那富於煽惑性的性格,使他巧妙地越過了殺滅漢奸的死亡線,安全地回到台灣來。但是,台灣島上,也有想向他報復的人在等著。他潛伏在臺北市內,逃過報復者的注意,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他剛從大陸回來的時候,一時傳說他在汕頭受到當地人的報復,變成了瞎子,後來才曉得,這不過是偽裝的的煙幕而已。在228事件發生以前,誰也不知道他躲在那裏。228事件後,做了警務處的專員,當刑事顧問,服務了一段時期,在公開場面他也絕對不露面,因此我沒見過他。總之,他所住的地方,是絕對的保密,誰也不知道。二、三年前,聽說他自縊死了。他的妻子也追隨其後自殺了。聽蔡君說,他在大陸上,親自拔出軍刀,斬了兩名重慶派來的間諜。間諜臨死時罵他說:做了鬼也要砍了你這民族的敵人的頭。以後,聽說她的妻子看見過兩個沒有頭的男人,追到他的宿舍來。也許他們兩夫婦是不堪良心的苛責而自己早些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吧。蔡君對我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蔡君是我的同窗,他是鍾日光青少年時代的好朋友。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54~55

無知愚昧的人可以自然的接受他人的侮辱,看起來好像很幸福,卻是連一隻螞蟻皆不值得活存的人種。

早晚我總會有非辭掉教員不可的時候吧。那時候,該做什麼?晴耕雨讀,世間要怎樣,管他呢!那些讀夜學的女生們只懂得工作,不會發不平之言。,日本帝國主義無論怎樣榨取,日本人無論如何跋扈,姑娘們因為不懂,也就不會氣憤。例如,當面被罵「清國奴」,姑娘們因為不知道它的意思,也就不會有被奚落的感覺。殖民地的人,無知也許反而是幸福的。如我具有「半桶水」的學問,反而種下了煩惱的種子,不平不滿經常不能消,真想娶個夜校生這樣的女子,做個農夫。但是住在鴨母坑的農人的事立刻浮上腦際。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66

霧社事件的發生,依我個人所知,是一種毫無智慧的自我毀滅行為,台灣人要建國,不可效法如此作為。


我在樸素的農村愉快地過著平凡無為的生活時,突然發生了霧社事件(1930年10月)。台中山地的高山族泰雅族所住的霧社,約有400名的高山族,襲擊將要開運動會的學校,斬殺了136名日本人,我的安逸的夢,被這可怕的事件擊破了。遺忘了的異民族統治的桎梏,又在我的心中投下了暗影。

酋長莫那魯道一族的英勇的抵抗是驚人的,女人為了激勵丈夫或兒子先犧牲了,無法鎮壓的愚劣的日本官憲,最後使用毒瓦斯,把敵對的番人全部毒死了。最卑劣的是,對殘存無抵抗的番民,煽動不同族的番人去偷襲他們。這樣還不滿足,又把活著的十四歲以上的同族人全部處死。但是,仍然有十四歲以上的人三個逃開了災難,兩個患有黑水病垂死的人,竟然沒死,一個是出外到平地不在場而撿了一命。這事件中,師範畢業的花岡一郎,知道日本的軍備,在無法抑壓的心情下,和同族人一同抵抗,走上了一族全滅的命運。想起花岡的行動和祖父的教訓,我迫使自己對決,我的民族感情和理性,無論如何無法取得一致。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83~84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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