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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暴亂
三月一日星期六的時候我在高雄有事要返台北，但當我到高雄火車站要買票時，得知台北的鐵路正進行罷工，所以沒有直達台北的班車。同時也有謠言說，台北發生街頭巷戰，有些學生被打死。這些謠傳後來被證明有些是事實。
基於此，我的翻譯和我認為此刻留在高雄應該比較正確。第二天，車站官員通知我們，暴亂已擴散到新竹，因此還是沒有班車。而就在這一天，曾經和我一起工作的「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一位中國朋友警告我說現在開始會有大麻煩，因此我應趕快「走開」。當我問他我該走去哪裡的時候，他卻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再堅持說我待在高雄非常不安全，因此我應該躲到別處去。
他的理由顯然沒有說服我，因為我已來過高雄好幾次，總共加起來可能有一個月時間，當地人對我都相當面熟，我在高雄努力協助恢復那裡工業的工作，也廣為人知。因此我認為，我留在這裡應該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當然了，我在台北的名氣可能更大，但台北此時已完全「沸騰」。
另外，當我告訴我的中國朋友他去哪裡我就跟他去哪裡時，他表示，他要去的地方是我不能去的，並且因為不能帶我同行而再三向我道歉，同時表示這是他接到的命令。 我和我的翻譯於是只好留在下榻的「東元旅舍」。這是一棟三層樓的鋼骨水泥建築，內部裝潢大體上是中國式格局。
氣氛緊張
星期一早上我們被一列三十名的國民黨軍隊通過聲吵醒，這些國民黨士兵手上拿著帶軍刀的步槍和一挺維克爾式機關槍。整個上午街道上的氣氛都很緊張，人們則一群群地站在四周觀望。
實際上我們可能是唯一在餐館吃飯的人。由於「東元旅舍」的大部分顧客都是中國人，因此被認為可能遭到台灣人的攻擊而成為一個麻煩中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決定至少此刻還可以暫時留在這裡。
我們在一家大餐館吃晚飯，餐館人員告訴我們說，這一天他們只有另外兩名客人光顧。天黑後我們聽到人群在街上行進。我聽到有擴音器播放被禁止的日本歌曲，此舉顯然是為了吸引國民黨警察出來。我的翻譯因此變得焦慮起來，他想逃出去，但是繼而一想我們並沒有立即危險，待在這裡其實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於是我們又留下來。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決定還救了一名國民黨警官的命。事情是這樣子的：這名警官因為遭到群眾追趕躲進這家餐館，但是由於我這位西方人還在裡面，所以群眾決定等我離開後再動手。換句話說，我們的延遲給了餐館老板足夠時間讓這位國民黨警官從後門溜走。
返回旅館後不久，我們聽到群眾在街頭聚集，我們從窗口探頭張望，發現位於大約一百碼外街邊的警察局前發生大火。警察已經跑光，警察局裡的記錄文件則被群眾拿出來在街道中間放火燒毀。情況看起來是如此嚴重，於是我們決定打包準備應付任何緊急狀況。
不准窩藏中國人
沒有警察或軍隊的跡象，我們看到的唯一中國人則躲在旅館裡，我們和旅館客人及工作人員站在入口處，群眾中一名男子從門口跑過同時喊著：「只要你們還留著中國人，你們的旅館明天就會被燒掉。」我的立場最困難了，因為我聽不懂別人說的話，我不知道這些奔跑的群眾是躲避危險還是趕去進攻。
至於我身邊會講英語的人也因為太激動而顧不到我。突然間，有幾顆子彈打到旅館入口處的台階上，我認為還是回到我們那四周牆壁是鋼骨水泥的房間也許比較安全。但儘管如此，我這天晚上情緒仍相當起伏，最後可以說靠了很大努力才似乎入睡。
接著房子裡出現越來越多的腳步聲，我對自己說：「就是這了。」於是我由翻譯陪著走到樓梯盡頭，我們盡可能態度輕鬆地坐在樓梯扶手上。我很高興看到群眾沒有攜帶武器，只有為首的一人帶著一支木棍。
當他見到我時停了下來，向我鞠躬敬禮，其他跟在他後面上樓的群眾也跟著這麼做。 他說 :「O.K.？」 我回答說：「O.K.」他們於是向我的翻譯說了些什麼，在我的翻譯回答後，他們繼續行動。在搜查了幾個房間後返回樓下離去，離去前還再度向我敬禮。
美國領事館
我後來才知道，我之所以受到如此尊敬是因為當時人們謠傳美國領事館就在這棟旅館裡，而他們絕不想冒犯美國。他們當時只是要進來抓中國人旅客，而當被告知這裡沒有中國人後，這些群眾就在幾個房間匆匆地粗略看了看，然後滿意地離開。
很顯然，所有中國旅客已經全都去了我在「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朋友所去的同樣地方。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和衣而臥，但接下來的這晚卻平靜無事。
第二天早上我的翻譯在早飯後外出，打算去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由於遠處偶爾傳來一些槍聲，他建議我們應該待在旅館裡比較好。但我卻有不同的想法，我認為由於當地人們都相當認識我們，因此不至於在緊急時發生誤會。所以我們就沿著馬路走向警察局，果然立刻在那裡受到接待，其中包括新的台灣人警察。這些新的台灣人警察現在終於又搶回他們在日本時代就已經擁有的職位了。不過其他所有商店都已關閉，我們連吃午飯都有困難。最後我們努力說服了一家餐廳賣給我們一點雞肉飯，因為我知道這是很容易準備的一道菜。
在返回旅館時，我們成了旅館門口一群人最感興趣的焦點，但我無法確定他們的態度是友好或敵視。經過前一晚的折騰我們實在相當疲倦，所以我決定早早就寢。但是還不等我上床，就有一個消息來問我是否可以協助市長 (現在已經是台灣人了) 去談判有關停火之事。
我表示願意考慮，但要求市長直接向我提出正式的請求。而就在信使還沒離開前， 我收到我的中國朋友捎來的求救信，上面寫著："謝克頓先生，請立刻協助把我和我的兩個朋友從獄中釋放。我們處境危險，請立刻幫助我們。"
趕到監獄
我於是立刻趕到監獄，透過翻譯告訴這些台灣人說，此人曾經在「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工作，我也就是為此前來中國再到台灣來幫助重建工作的。我表示，他們的這名中國人犯曾經在工作上協助我。此外我還敘述了一些我這位中國朋友的工作性質。但這些台灣人說，他們將讓這三人安全地待在監獄並且會好好照顧他們。他們表示，所有中國人都已撤退至海軍基地，而除開海軍基地，這個監獄此時對中國人而言可以說是最安全的。
我的中國朋友表示，他是在離開海軍基地去辦公室處理一些公務時被群眾逮捕的。他想跟我們去我們住宿的旅館，但這顯然會使我們的旅館成為攻擊目標，所以我們拒絕了。
我當初為了保險起見已經把我們的吉普車加滿了油，而且為了做為"招牌"，我任何外出都使用它，甚至連去距離旅館只有一百碼的警察局也不例外。在我從監獄出來時， 我發現我的吉普被一大群群眾圍住，後面則有一些年輕人待在卡車裡。我的翻譯對我說： 「你最好做個演講解釋一下。」而群眾的態度也讓我毫不懷疑此番演講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我首先告訴他們我的身分，為什麼會來高雄，在這場混亂中我們嚴守中立的立場， 而且為了履行這個立場，我已接受高雄市長的請求，去致力為這個城市促成「停戰」。 群眾對我的演說反應不一，有些人拍了拍巴掌，大部分人則是保持沉默。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隨即坐進了吉普車前往「人民總部」---也就是市政府辦公室。而幾乎就在一條三線馬路的對面，則是國民黨的「軍事總部」。我們開車經過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挺機關槍架在「軍事總部」的平頂上，士兵們則在房屋的各重要據點守衛。
和國民黨軍方談判
我們是從後門進入「人民總部」的。我被帶往委員會，在那裡，我的一名台灣人律師朋友似乎是裡面的負責人。沒有任何警衛，而且每個人包括我的翻譯似乎都同時在說話，過了大約三分鐘的交談，我的翻譯對我說 :"好，我們走吧。"
但我回答說："等一下，這究竟怎麼回事？我們要去哪裡？去做什麼？誰和我們一起去？"
"噢，"我的翻譯說："你做為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軍事總部」要求停火， 他們已同意下這道命令，但是軍方和他們的下屬單位失去了聯繫。"
但我可從來還沒有見過這麼多憂慮的男子，而且似乎連找兩個和我一起去的人也很困難。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裡，有一名男子受傷，一名被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也不必那麼急。但我還是樂觀的想，既然已經做了實際接觸，可以說談判就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從前門走出去同時把手舉起來，我立刻就看到正前方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支步槍在對著我們。這兩棟樓房之間相距約兩百碼，但感覺起來似乎遠得多。在我們走過一半時，我停下來高喊：「O.K.?」，過了一會兒有人在屋頂上出現向我們招手，機關槍和步槍也從視線裡消失。
通過了幾道檢查之後我們見到了負責軍官，他看起來就像對街那棟房子裡的群眾一樣憂慮和沮喪。在這裡，翻譯解釋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得先向我的翻譯說英語，他再向一名國民黨官員說日語，然後這名官員再向這位國民黨軍官說北京話。
就在我解釋我的看法，其中包括我願意提供我的吉普車讓他們和分遣隊聯繫時，一陣槍聲打斷了我們交談。除我以外在場所有人立刻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我們這裡，但我決定，如果他們趴在地上不見得是個好主意，我一個人站著也不好, 所以我也跟著這麼做了。
事故頻生
我問我的翻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時，他回答說我們遭到攻擊。但無論如何，在趴在地上大約三十秒且一切都似乎平靜後，我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我走進這棟樓的主要部位，那裡有些士兵在把守，但他們同樣也躲在掩體下，沒有任何一個人處在警戒狀態。此時突然又爆發一陣槍聲，而這一次槍聲似乎是從屋頂來的，所以我跑到門邊去觀察這些國民黨軍人究竟向誰射擊。
在大約兩百碼外的路邊，一名左腿滿是鮮血的婦女正在掙扎想爬起來。由於沒有任何襲擊者的蹤影，我決定過去援救。但就在此時，一名年輕台灣人也不顧自身安全，從附近一棟房子裡出來把該婦女攙起準備往回走。但可能是在見到我後，他改變了主意， 於是我們倆一起把這名婦女攙進國民黨「軍事總部」。但那裡並沒有任何急救設備，這名年輕婦女的左大腿上部中彈，大腿骨被打碎了。但是流血不是很多而且似乎已停止流血了。她的神智顯然還十分清醒，每個人都站在她身旁無奈的聽她哀嚎。
當然了，「軍事總部」那也沒有任何繃帶或夾板可用，所以我只好要國民黨士兵把他們一些正在晾乾的毛巾撕成布條來用。這名婦女身上仍然用包袱巾帶著她的隨身物品外加一把雨傘。我於是利用她的雨傘和一片木頭作為夾板，把她受傷的部位固定，然後用黑板作為擔架，把她送往對街裡有一位醫生的「人民總部」。
這個事件完全打斷了我們的談判，雙方也似乎都不願意再恢復。由於我繼續待在這裡似乎已沒有多大用途，乃透過翻譯告辭返回「人民總部」。回到「人民總部」後我發現那名台灣人醫生已下令將受傷的婦女送到路底大約半英里處的一家醫院去治療。
國民黨軍隊盲目掃射
當我們返回旅館時，已經有幾位朋友在等候。他們一致勸告我們離開這家旅館，於是我們接受其中一人的邀請去他家做客。但是到那裡我們發現，他的家已經完全被附近山頭上配備有機關槍的國民黨軍事哨所嚴密監視。但無論如何那天晚上我們還是留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才搬到郊外一個被認為安全的旅館。這間旅館格局則是日本式的。
這天晚上城裡幾個地方間歇發出了槍聲。第二天也沒有什麼特殊事件發生，只是有報導說，我們曾經去訪過的那個國民黨「軍事總部」裡的軍人已經撤走，退到原來修建用來保衛高雄港口的要塞裡。但也就在這天晚上，當我們盤腿坐在日本桌子前時，一排機關槍子彈直接從窗子射來，電燈隨即破滅。在猛地站起來時，我扭到了自己腳跟，於是只好躺在床上休息。
第二天一整天我們聽到各種不同謠言，但大體情況似乎是學生們控制了這座城市，他們已經到這家旅館征用米糧。他們也曾試圖征用我們的吉普車，但被勸阻了。無線電廣播報導了這次台灣人抗暴的目的，似乎全島都已在抗暴分子控制之下。然而就在午飯過後沒多久，突然傳來一陣機關槍聲而且槍聲逐漸向我們這家旅館逼近，所以我們就躲進一間內層房間，四周用我們所能找得到的榻榻米圍起來。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進攻這座城市。此刻為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屬於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後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裡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軍事總部」和「人民總部」頂上，機關槍手則攫取了戰略據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再退回到我們在旅館內的避難所裡。
突然間，我們聽到一聲槍聲，旅館入口處有玻璃破碎的聲音。我把頭探出來往外望， 心裡想現在是和國民黨中國士兵見面的時候了。 所以我就沿著走道用英語高喊：「夠了！夠了！不需要這樣！」同時心裡希望藉此也好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名西方人。
但就在我把頭轉向一個角落時，我發覺我的眼睛和其中一名士兵步槍上的刺刀尖距離不到六英寸。而我覺得他正準備開始射擊的樣子，於是立刻退回並且大聲用英語高喊，同時把頭擺低，才鬆口氣的發現這名士兵也把他的步槍放下。當我完全現身時，他趨前向我握手。當我叫我的翻譯上前來時，這名士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旅館裡的每一個人在他面前排隊。
他的小隊的一名成員此時也來了，準備把旅館裡的人帶往監獄。當然了，我的翻譯和我拒絕前往。但最後我的翻譯同意陪同他再度前往「軍事總部」。當他們離開以及其餘國民黨士兵也離開的時候，另外一組國民黨士兵也用同樣態度進入這家旅館。幸運的是，旅客當中有一人能說北京話，於是向這些國民黨士兵解釋情況。就在他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時，我的翻譯和一名會講英語的國民黨軍官返回。接著，這名國民黨軍官把我們帶往位於高雄城外的山上要塞裡。
抗暴群眾手無寸鐵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要塞裡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係， 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市。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後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房，我們的床鋪則是辦公室裡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裡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為我們買來的麵包和奶酪。
這天晚上有兩名軍官來拜訪我們，他們也是工程師而且會講英語，他們為了學習工程技術曾經必須閱讀英文教科書。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國民黨工程師也認為這場暴亂是共產黨挑撥煽動造成的。於是我們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討論，而且我也非常高興有他們作伴。
這晚我們睡得斷斷續續的，因為不時被機關槍的槍聲吵醒。在大約早上八點鐘起身， 但是一個小時後還不見早飯蹤影。軍需辦公室曾經得到了一些新鮮蔬菜，但這些新鮮蔬菜都被拿去給隔壁的一群士兵吃，這顯示了食物缺乏，這些士兵可能已經挨餓。事實上這種現象也得到前晚來拜訪我們的國民黨工程師中的一人「證實」。
「證實」的過程是這樣子的：這位國民黨工程師前來向我借那輛鎖在房子前面的吉普車，但是我告訴他說，我們不可能將「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吉普車出借給他們做軍事用途。他隨即表示，他是要用這輛車做救濟用途的，他們要用這輛車去軍事商店把米運到所有大陸人都躲在那兒的避難所裡，然而他們沒有運輸工具。
經過進一步商量我們得出兩項結論，第一項是這家軍事商店被抗暴群眾封鎖，第二項是，在把這些米分發給難民以前必須先運來我們所在的要塞。很顯然，那些會分發給難民的米一定是軍方已經剩下的，所以我們還是婉轉拒絕了。
嚴守中立
除此以外，我們也用曾經拒絕讓學生利用我們的吉普車在城裡征用米糧作為例子來增強我們的立場，再三表示我們只有嚴守中立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這名國民黨工程師只好離開，而且顯然去和要塞指揮官討論這個情況，但是讓我們大鬆一口氣的是，幾分鐘後他回來告訴我，他們已經做了其他安排。
我們的早飯終於在上午十一點拿來，但是除了拌了點醬油的水煮荷包蛋以外沒有米飯。不過幸運的是，我們還有旅館客人在最後一刻塞給我們的麵包和奶酪可以配著裹腹。 後來當我們看到卡車後面托著野戰炮時，才恍然大悟國民黨軍方為什麼會沒有運輸工具去運米糧的道理了。
晚餐是我們的下一餐，除了炒鴨蛋和白飯外還有國民黨軍隊的牛肉罐頭，當然了， 我們也再度配我們自己帶在身上的麵包和奶酪。這天晚上由於沒有訪客所以我們就早早上床，但是清晨時再度被槍聲吵醒，只是這次槍聲來自遠處。因此我希望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城裡去了。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犯被繩索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入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後，由於綁得太緊鐵線已陷入肉裡。他的兩支上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同時脖子上也綁了一圈繩索。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時，國民黨士兵就用綁在步槍上的刺刀背打他的嘴巴。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毆打事件。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證據之一就是他顯然變得非常削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眼見一個人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後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滋事體大
早飯過後我們要求返回城裡，但國民黨軍隊不願意讓我們走。當他們開始堅持要我們留在這裡的時候，我指出，如果他們把「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當做他們的人犯，肯定會造成嚴重影響。但他們接下來的藉口更妙了，他們表示，我們在吉普車裡可能遭到兩方面任何一方的襲擊。
於是我決定用我們的枕頭套製作一面旗子，上面寫著英文「UNRRA」，下面則是中文名稱「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幾個大字。由於我們在旗子的兩面同樣書寫，所以掛在吉普車上的時候，任何方向都可以清楚看到。
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真正離開前還有更多困難需要克服。我們在檢查吉普車狀況時發現車子備胎不見了，而且當然沒有人知道下落。最後好不容易才拼湊出答案，原來這個備胎被鎖進一間車庫裡，而擁有這間車庫鑰匙的國民黨軍官又因公外出要到晚上才會回來。不過無論如何從吉普車現有輪胎的狀況看，我們那個備胎很可能被用來四處奔馳協助鎮壓叛亂去了。
經過反覆爭辯我還是拒絕接受他們為這個備胎開立的一張收據，最後他們才保證在第二天十點以前把備胎送還到我們下榻的旅館。這本來就已經夠令人生氣了，但令人氣憤的還不止於此，就在我們發動車子準備離開時，啟動器卻失靈了。國民黨軍官於是派來一名技工花了大約兩個小時才把啟動器修好，期間更讓我們坐立難安，格外不舒服。